守初心 担使命 跟党走

——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作者:鱼湧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6-18 星期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年,也是我1948年入党的第73年。几十年来我一直践行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初心。

    我1931年农历二月二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兄弟五人,排行老四,祖籍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区二郎山乡鱼家源村,1992年61岁离休。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一枚。

    数十年间,党给了我很多教育,培养我有了文化和档案专业知识。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怀着满满的幸福心情,向党汇报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对我一生十分重要的几个故事。

    一、难忘1939

    1939年是决定我终生走革命道路的关键之年,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童年丧母,家里穷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为中共党员的父亲,一边忙于村里工作,一边又当爹又当娘苦苦拉扯着我们兄弟五人和两个姐姐,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据二哥说,1934年秋,家乡实行土改,我家分了32垧土地,从此父亲更加努力工作,报答党恩,同时下决心不再像前辈们那样,辈辈把娃送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哥鱼湧泉14岁、二哥鱼占海12岁便都离开家给地主当长工。他们为反抗地主剥削,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参加革命,成为刘志丹和习仲勋领导的红军战士。

    大哥鱼湧泉于1934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7月入党。大哥没读过书,靠自学扫盲识字、写家书。在工作中,他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因此萌生了带我出来学习革命文化的想法。1939年,大哥借在绥德分区出差之机顺路回家将我带出来上学。当他到达自家窑洞时,看见了已8岁的我全身一丝不挂地在窑洞外玩耍,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脱下身上的白布衬衣,请邻居大婶帮忙改制成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穿着衣服在众人面前亮相,别提多高兴了!面对此情此景,我只会用“笑”来表达对大哥的感激之情。之后,我愉快地跟随大哥来到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学校,成了初小一年级的插班生。不久,大哥被调到延安,我也转学到了陕甘宁边区延属干部子弟学校继续读小学。

    1939年这一年,我经历了从记事起从未经历过的第一次:第一次有衣穿;第一次进红色学堂;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吃食堂,住集体宿舍,而且有专职老师值班呵护;我还是鱼氏家族中在红色学堂学会了读写自家姓氏“鱼”的第一人。如此等等说明1939年对我是何等重要和难忘。1939年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予我崭新的人生,使我走上了红色的光明大道。

    二、改变命运的延安十年(1939年——1949年)

    延安十年,对我意义重大,其中有两件大事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1946年春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氛围之中。1946年我读初二,正值寒假,听老师说,要组建一支大秧歌队,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我立刻报了名,成了秧歌队队员。当时,我们的大秧歌队由腰鼓队和锣鼓队两部分组成,我被分在锣鼓队,负责敲锣打鼓(是二人抬的大鼓)。1946年农历正月初一,锣鼓队排在前面,因我个头矮小,当了排头兵,走在队伍最前列。整个大秧歌队在老师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学校驻地(延河东机场附近)步行五六里路到达王家坪。

    此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已走出窑洞,当我一边敲着锣鼓扭着镰刀斧头大秧歌,一边欢呼着走近毛主席时,毛主席的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小手,另一只大手抚摸着我的头俯身关切地问:“你这么小能跳得动吗?”(其实再过一个月我就满15周岁了,当时个头矮小)我忙回答道:“能跳得动,我能!”毛主席连声说:“跳得动就好!跳得动就好!”和毛主席一问一答的瞬间,我感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幸福得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永远跟党走,下定决心争取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像父亲和大哥、二哥那样,一辈子听党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永存脑海,铭刻于心。

    (二)践行初心 光荣入党

    毛主席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的情景以及毛主席表达关爱的暖心话语,至今仍是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动力,也是促使我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的推动力。可是,胡宗南反动派对延安的占领(据记载,胡宗南1947年3月占领了空城延安,1948年4月,被赶出延安),破坏了我争取早日入党理想的实现。1946年,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战术,设在延安的所有党政军机关都按时完成了撤离和转移计划。我所就读的绥德师范以及米脂中学和陶行知中学也随中央机关一同撤离,过黄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了延安。同年5月,3所学校又回到延安,并合并为一所学校,被命名为延安大学附属中学。

    1948年夏天,我作为延大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学校政工负责人唐金榜老师,另一位是习仲勋的妹妹习雁英老师。我至今仍铭记入党誓词,我严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保守党的秘密,永远听党指挥。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留北京工作后,曾经去习雁英老师家看望她,1966年后失去联系至今。在我有生之年很想再见到她。

    三、任劳任怨 恪尽职守(1949年5月至1953年夏在西北局工作)

    1948年,我入党不久便被抽调学速记。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于1949年4月23日提出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全面反攻,解放全中国。西安于1949年5月解放,组织安排我随军进城后,不再继续学习速记,被分配到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文书科和档案科工作,任务是为西北局17位常委服务,具体工作是请常委们签阅常委会开会通知,并负责收发和管理常委会的文件等。

    我首次在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三大书记身边工作,心情紧张自不待言。记得初次给彭书记送常委会开会通知时,我刚说完请他签阅,彭书记便说:“我自己定的开会时间,还需要你通知!”突然碰了个钉子,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感到委屈。在将常委们签阅完的开会通知按规定送回给西北局秘书长武开章时,我斗胆向武秘书长诉苦,秘书长不但没有批评我,还动情地开导说,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一是必须做到任劳任怨,二是必须要恪尽职守,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影响情绪、说三道四、影响工作。秘书长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尤其是“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这8个字,成了我日后工作的座右铭。我留恋西北局以及那里的工作氛围,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但学到的东西却终身受益。

    四、敬终如始 永做档案人

    这段故事要从1953年说起,因为这是我与档案结下不解之缘的一年。1953年夏天,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何凤洲通知说,组织上已选派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档案专业。我听后婉言拒绝道:“我想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完争取做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何处长是陕西人,他用陕西话“骂”我“剐球的”(你傻透了),“别人申请我们没批,送你去学,你还借口拒绝,你说你剐球不剐球(你傻不傻)!”我无话可说,服从了选派。学了一年档案专业,才领悟到我在西北局其实从事的就是文书档案工作。

    1954年7月,档案专业学习结业,因西北局撤销,我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负责党的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主要是与起草和制定规章制度有关的工作。刚到职便得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于1954年12月1日至8日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会议议程包括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出席会议并讲话,以及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作《关于目前党的档案工作的一般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时任秘书局副局长裴桐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将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我初来乍到被分配在曾三局长和秘书局档案业务指导处副处长田凤起领导下调研起草条例初稿。任务重、时间紧,紧张心情不言而喻,我必须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同时还要到中央机关蹲点调研,终于在1954年10月基本写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初稿,11月完成定稿,使会议在12月顺利召开。紧接着,195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办公厅《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批准施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示中指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的意见,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各部门可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示精神,我被安排到天津蹲点3个月,将《暂行条例》边试行、边修改,之后印发施行。可见,这次任务更重、时间更紧,当然也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大大提高了我的档案专业知识素养,也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为以后参与起草和制定各类档案规章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8年是我入党10周年。这一年有3件事考验了我的党性。头两件事,一件是公事,秘书局领导派我赴宁夏参加当地召开的档案工作会议。一件是私事,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我立即手持电报请领导定夺。领导说:“你还是先开会再回家吧!”我经受住了这两件事的考验,服从了组织决定,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必须服从。老实说,内心很不情愿,最怕发生万一。当我开完会回到家中,父亲已入土一周。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8年之后。为便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中央办公厅决定把秘书局党的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职责连同工作人员一并归到国家档案局管理。我经受住了这次考验,无条件地服从了调动,在国家档案局档案馆业务指导处埋头苦干了10多年,直到1966年。之后,我被迫离开了所热爱的档案工作岗位,抱着听毛主席话、走五七路的信念,于1969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3月,经我爱人韩玉梅(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翻译)恳切申请和中办五七学校党委批准,一家四口连同户口落户中办五七学校。1973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把设在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据记载只有中办五七学校称“学校”,其他都称“干校”)移交给了地方,带着在那里劳动的人员返回北京,我爱人也带着儿女和户口回到了北京。1974年,我也离开了劳动五年的五七学校,被调到中央联合接待室从事接谈来京上访人员的工作(当时国家档案局尚未恢复)。这里所说的联合接待室实际上是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和中央军委四家办公厅联合设立的接待机构,主要负责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政策性强,工作压力大,我仍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岗位,苦干实干。联合接待室撤销后,我被调到中央信访局,负责将信件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摘编成简报,呈送中央领导审阅和处理。这样,我在人访和信访岗位连续工作了10年。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冤假错案,仅档案工作方面就发布了不少重要文件。例如:197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关于恢复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请示》上批示拟同意,并首先恢复了国家档案局。同年5月26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档案工作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其中肯定了国家档案局和全国档案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

    1979年8月,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近二三年内“恢复、整顿、总结、提高”档案工作的任务。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很大鼓舞。首先是因为我接受过档案专业教育,其次是因为之前我已从事档案工作17年。就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1985年,中央信访局拟选送我到人大常委信访局任局长,而国家档案局希望我能回局工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自主选择职业之事,心情十分纠结。经过再三考虑和权衡,决定回国家档案局干老本行。当时我已54岁,工作了7年。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虽年过九旬,但向党保证,我仍坚守初心,履行入党誓词,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绝不辜负党对我80余年的培养和教育,尤其是延安十年,党给了我太多太多,使我能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我坚信,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会更加强大、更加富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6月17日 总第3692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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