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想陪母亲摘半天茶，于是，周六晚上从外地赶回家小住。茶棵滋养了山村数百年，也哺育了我的成长。天渐渐明亮起来，听到父母说话声，我也就起身下楼。
久违的茶叶蛋，还有腌菜馃，卧在蒸笼里，让人感到十分亲切。用塑料编织袋缝制而成的采茶袋，轻飘飘让人没有感觉，我还是喜欢以前的小茶篮。母亲出门时，背了一个大竹篮。大青山上的茶棵地，狭窄而陡峭的小路，我曾在小路上奔跑过、跳跃过。如今，它们一直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
爬到茶棵地，阳光还是金黄的，带着暖意落在村子的屋顶上。从远处山顶的树叶间洒下来，带着清脆的声音。薄薄的晨雾丝丝缕缕，飘散在山峦和村庄的上空。清脆的鸟鸣是熟悉的乡音。村庄在静谧中，霞光越过山顶，落在茶棵地里。柔嫩的茶叶，迎着朝霞挺起了身躯。茶棵地是凉的，微微湿润的感觉。人的精神十足，我的任务就是摘茶。
清明之后的茶，遥看有绿近却无。茶棵似乎刚从冬天里醒来，睡眼惺忪。深绿色的老茶叶，一脸茫然站在风里。被春风唤醒的嫩茶叶，在枝条顶端挺起小身板，新绿的清脆，一袭绒毛，精神抖擞地在那里放飞自我，茶农称它为毛峰。
母亲边摘边说，一人一行，省得漏掉。通过茶叶大小，我看见了春天的信使。躬身亲近茶棵，这是不经意间向它致敬。左手扶着茶枝，右手伸向嫩茶，这个习惯是少年时摘茶养成的。
年年岁岁茶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在茶棵地里爬，到背着小背篓摘茶。后来，换成大茶篮，最后又是小背篓。
我是不习惯喝毛峰茶的，毛峰茶虽冲泡清香，却显得有些淡。我习惯喝绿茶，绿茶的浓，略带苦味，让人回味，是我的最爱。
身后的茶篮里，似乎没有多少重量，回头看看，也就是一点点茶叶。阳光渐渐越过山岭，来到地里。土地变得热起来，空气里有泥土味儿，还有农作物腐烂的味儿，虽不好闻，但却带着温情的记忆。
摘茶日当午，眼乏且手酸。正在此时，父亲打电话催我们回家吃午饭。回家后，母亲把我们摘的茶分别称一称，说：“看，你摘了2斤4两，我摘了3斤8两。”父亲在旁边笑着对我说：“可以了，你还没有忘记摘茶，不过还是你母亲厉害。”
母亲笑着说，赶紧把抽屉里的账本拿出来记一下，省得忘记。我拉开抽屉，一本卷着边儿的练习本，如同离别多年的朋友蓦然出现在眼前，让我感到惊讶。我仔细地翻看着，是父亲记录的：1998年，4月22日，干茶3斤，单价14元，共42元；4月23日至25日，干茶26斤，单价11元，共286元……5月2日，毛峰1.4斤，单价18元，共25.2元……2005年，5月14日，生叶69元；5月15日，生叶38.4元……我继续往后翻看，后面的几页字迹工整，则是母亲写的：2010年，夏茶，5月23日，166元……2020年，早茶，3月23日，单价65元，4.9斤，共318.5元；3月24日，单价57元，1.5斤，共85.5元；3月26日，单价55元，12.7斤，共698.5元……
我仔细地看着这前后近20年的茶账本，感悟家乡的茶季。一年当中，3月下旬到6月中旬，是家乡茶农最忙的时候。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茶农们难得有休息的日子。我家的茶账本，无论是早春还是炎炎夏日，几乎每天都有摘茶卖茶的记录。
故乡在深山处，环村皆山，层层叠叠的都是茶园。记忆里，有茂盛的茶棵地，我坐在茶棵树荫下，不知清风明月，只知不能走出父母视线，还经常背着种子篓“摘茶拔草，不分大小”，跟着家人早出晚归。
那时候，卖茶的收入几乎是家乡人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当时，没有各种茶叶品牌，也没有其他种类，都是卖绿茶。那账本里，最早的干茶一斤卖几元，后来一斤卖到几十元。茶的价格在慢慢上涨。2000年以后，村里陆续出现私人开办的小茶厂，茶农们不再是白天摘茶、晚上卖茶，而是开始卖生叶了。于是，在2005年的茶账本里，第一次出现了“生叶”。
能在乡村办茶厂的，都是在南京、上海等地卖茶叶卖出经验和知道市场行情的人。后来，茶厂的设备不断更新换代，顺应市场需求。茶农做茶变成了茶厂做茶，茶农只负责摘茶，家家户户开始卖生叶。
账本里的“早茶”二字，是茶农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体现了与时代接轨。茶农们认为，土地里的东西，人家能种出来的，自己也可以试一试。
前些年，市场上出现了早茶。他们就引种了过来。看似一样的茶棵，早茶的生长比本土的茶叶至少要早半个月。
近年来，我到外地读书工作，离家远了，茶园渐渐变得模糊，并逐渐淡忘茶季的辛苦。其实，关于茶的真实，在生活中开始缓缓逝去；而在生命深处，对茶的一切却变得清晰而敏感。
父母的茶账本中，那小小的数字不经意间透露出祖国的发展变化，讲述着人民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月3日 总第362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