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同学成刚打来电话，告诉我尽快把父亲的身份证、户口簿及伤残证明、下放证明等相关材料扫描发给他。成刚是老家的村支部书记，此次打电话的目的是落实父亲的优抚金上浮问题。随着突然的电话和通知，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响应领袖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广阔的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我的父母，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下放到家乡农村，从而成为了新中国亿万农村公社社员的光荣一员。
渐渐地，父母在老家扎根下来，先后生育了我们5个兄弟姐妹，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家7口人，哥哥和我是家里的两个男孩，当年并未成年。那是一个吃大锅饭，全体社员集体劳动记工分的年代，女工和未成年人通常算半个工分。因此，每到年终岁尾生产队清账时，我家总是超支。连年超支，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家人想到唯一的办法，只有试着找到原工作单位提供帮助。
父亲在工厂工作期间，曾发生过工伤。然而，时过境迁，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也发生了岗位调整。虽然查找档案的过程非常痛苦和困难，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昔日工友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当年因公负伤的档案——这是我们一家7口人的救命稻草。带着这份工伤档案，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关心下，父亲终于领到了他第一个月的优抚金26元。
记得那天，父亲把村长、村会计、社员小组组长等相关人员都请到我家吃饭。那天，家里专门去集市买了1斤猪肉，虽然我很眼馋，但是大人们吃饭喝酒，我们小孩子只能在边上玩泥巴，因为捣乱是要挨打的。不过我明白，父亲的档案给我家带来了喜气。
时光荏苒，3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样的场景，依然让我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家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父亲，住进了现代化的公寓。早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已是不足为奇。日常生活中，年过八旬的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家庭的幸福都是组织给的，无论何时，要永远记得报党恩，努力工作，奉献社会！
现在基层项目部办公室工作的我，档案管理成为我工作的重要内容。我要求自己，本着对单位、对员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新时代档案管理工作，平时抓好档案收集，做好分门别类的整理，并持之以恒做好档案管理各项工作，力争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企业档案管理作出自己应有的作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