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2年中原大地爆发的那场蝗灾，在一些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有提到，那段历史让人们无法忘却。国网陕西西安供电公司年逾九旬的退休职工张伟臣，就是那场灾难的幸存者之一。
一
张伟臣祖籍河南温县许北张村。他小时候在河南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陪伴，一家温馨和睦，过着安稳的日子。后来，因为连年饥荒，再加上蝗灾，一家人贫病交加，一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个相继离世，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1942年，张伟臣他们村里即使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只要隔几天不见面，再见时就发现人已消瘦很多。有的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如果家人有活着的，就勉强买一口棺材，或是用芦席卷着，到村外挖个浅坑埋了，上面盖些土。天天吃不饱饭，也没力气把坑挖深。夜里，野狗转到地里，三下两下就用爪子把尸体刨了出来，扑上去就啃。人贩子到村里，随便给点吃的，娃儿们就跟着人家走了。
那几年，头一年旱，庄稼都被旱死了；第二年涝，庄稼都被淹了；第三年闹蝗灾，庄稼被蝗虫吃了个精光。天灾一年接着一年，一年赶着一年，连续3年没打粮，活活饿死了很多人，有的村里一家人全都被饿死了。那年，人们眼巴巴地等着吃苞谷，结果蝗虫来了。当时苞谷已经长了一尺多长，一晚上的时间，不但苞谷被吃得精光，就连苞谷叶子也荡然无存。蝗虫经过的地方是看不到地面的。蝗虫不能长距离飞行，更多的时候是一片一片黑压压地移动。两米左右的高粱秆被上百只蝗虫压得头都垂在地上了。
一片黑压压的蝗虫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人往前走，蝗虫会自动让出一条路来。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刚才走过的路就立刻看不见了，都被密密麻麻的蝗虫覆盖了。随便拣起一个土块往地上砸，至少可以砸死十只八只。蝗虫吃了人活命的粮食，人没有了吃的，有时实在饿得不行就逮蝗虫吃。不管能不能吃，好歹填一下肚子再说。
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四处逃荒、逃难。宽约15公里的河，人们一大早坐在船上，下午才能到达河对岸。黄河滩上用脚轻轻一踩，沙子下面的水就往外冒，人们只好把黄河滩上的荒草铺上去垫着走。没钱买船票渡河的人们只能在河滩边上等，等个10天或20天，会有一艘难民船过来，把黄河北岸的难民接到没有遭受蝗虫灾害的黄河南岸。
二
张伟臣的舅舅逃荒到了陕西西安，有姨娘把消息告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想到一家六七口人，如今只剩自己和大儿子勉强活着，每天饿得头晕眼花，如果再不逃荒，今后或许难逃厄运，可是如果逃荒，却又故土难离……万般无奈之下，母亲边哭边说，“你们全都走吧，就把我们孤儿寡母留下来等死算了。”姨娘一边拭泪一边安慰她：“别哭，走，我们一块儿到西安去。”
于是，迫于生计，为了活命，母亲把家中3块地中最好的一块卖掉，把卖地的两三块钱交给姨夫代为保管。天灾人祸之年，人们四散逃命，地都没人要了，好地的价钱都便宜得吓人，稍微差一些的地根本就没人要。
当时，姨娘、姨夫和他们家的3个孩子加上张伟臣和他母亲一共7个人带了几件衣物，锁上屋门就准备逃荒走了。舍不得掏钱坐船渡河，他们就在岸边等候难民船，等了18天都没能等到一艘难民船。又不知过了多少天，好不容易盼来一艘难民船，难民们立刻蜂拥而上。张伟臣的母亲紧紧地拉着刚刚10岁的他，生怕被挤丢。
早上10点多钟上船，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河对岸。张伟臣和母亲跟着姨娘一家人好不容易过了黄河，然后从泗水一路步行，风餐露宿走了200里路。走到洛阳时，张伟臣的母亲不幸染病，担心再走下去，可能走不到西安。实在没办法，姨夫花钱让大家一起搭乘铁路上的货车。货车上没座位，就在车厢里随便找个地方坐着。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家人终于逃到了西安。
三
张伟臣他们刚到西安时，西安火车站五路口西北角方向荒无人烟，中山门（小东门）到八仙庵的那条街还没人住。如今，西安市东五路以东、解放路以北，住着很多河南人。当时有的人家勉强租个小房子住，遮风挡雨。张伟臣他们母子身无分文租不起房。于是，张伟臣的母亲在别人家当住家保姆，勉强挣一点钱，张伟臣就在舅舅家、大姨家和小姨家轮着借住。半年后，西安市西郊有个难民学校，收留难民的孩子上学，一天给两顿稀饭。张伟臣的母亲就把他送到难民学校读书。读了一段时间，每天仅靠两顿稀饭充饥，正在长身体的他根本吃不饱。白天上课时饿得心慌，晚上饿得睡不着。后来，他就从学校偷偷地跑了出来。
12岁时，张伟臣进入西安市西郊一个工厂当童工，住在工厂简易的职工宿舍里。干了没多久，他不幸染上了眼疾，眼睛周围溃烂严重。母亲只好到工厂把他领回，并借住在一个叔伯舅舅家养病。叔伯舅舅的一条腿残疾，家里开了个洗衣店，靠替有钱的人家洗衣服挣一点儿钱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对张伟臣他们母子俩还是十分照顾。眼疾养好后，张伟臣到尚勤路的一家合纱厂去当学徒。
那时，一个逃荒到西安的河南老乡准备回河南老家去，在西安买的两间简易房不要了，想送给张伟臣和他母亲住。张伟臣的母亲坚决不要。她说，自己当保姆，就住在别人家里，张伟臣每天在工厂上班，就住在厂子的宿舍，要了人家的房子也顾不上住。所以，他们母子二人逃荒到西安好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
张伟臣的工作单位几经变换，但每换一个单位，他都住在单位的职工宿舍里。后来，他调到一家纱厂。纱厂的工人们白班、前夜、后夜的三班倒，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儿，很少有休息的时间，有时一天工作甚至超过16个小时。下班后，张伟臣来不及洗漱就赶紧躺在床上休息，经常还没睡醒就又被工友们叫着上班去了。
四
西安和平解放后，张伟臣和纱厂的其他工人都被集中到西大街一所中学，在政府专门为他们开办的转业工人训练班接受培训，学了一年后，他们陆续被分配到各个单位。张伟臣被分配到东郊的一个工厂，在那里工作了3年。之后，那个工厂被合并到西北印染厂。再后来，张伟臣被安排到当时关中电业局的前身——工程队。
1954年，张伟臣进入工程队。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打洞、立杆、拉线、放线、紧线、合开关。1958年，工程队和电网所合并，成立了西安供电局。他们最初栽的杆子都是等径水泥杆，杆子上下一般粗，后来才慢慢换成了拔梢子杆，顶部细、下面粗。1958年1月14日，一次意外事故，他腰部摔伤，再也不能爬杆子架线了，只好去干变电站安装。张伟臣曾当过十五六年的班长。1993年6月，张伟臣正式退休。在张伟臣的眼中，那些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回忆过往，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要感谢共产党！”张伟臣经常这样说。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他当初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张伟臣的5个儿女有4个都在西安供电公司工作。无论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清苦日子，还是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张伟臣都会常常教育儿女们，要爱党、爱国，要遵纪守法，要爱岗敬业。有一年，单位表彰先进，张氏三兄弟同台领奖，一时被传为美谈。面对这样的事儿，张伟臣心里开心，嘴上却只是淡淡地说：“碰巧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29日 总第3418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