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各级政府出台的惠民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经常有前来档案馆查档以确认“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身份的民众，年龄大多在六七十岁。在服务大厅，他们有的精神矍铄，劲头十足地谈论着当年的豪情与趣事，有的面容憔悴，不多的话语中总带着一丝怅然。我和同事们热情接待、尽心服务,努力让每一位查档人满意。
翻着一页页泛黄的文件、名册，望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听着一段段或清晰或模糊的述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不由得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彼时年轻的他们，个个是我心目中的能人，他们是我敬爱的人，也是我敬畏的人，更是我敬佩和敬仰的人。
民办教师
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7岁上小学。学校就在我们村子的北村口。学校的老师，除了一两个是外地人，其余都是本大队的。
三年级时，一个大雪天的早上，我冒雪来到学校，因为下雪也因为早，到校的同学还很少。尽管我家离学校很近，也就两三百米吧，我的身上还是落满了雪花。我刚踏入走廊，班主任闻老师就拿着一条毛巾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关爱地为我掸掉了身上的雪花。闻老师个头不高，头发不多，一只眼睛有残疾，平日里“很凶”，同学们都很怕他。掸雪一幕，“严师慈父”的感受刻骨铭心，让我温暖至今。
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是许老师。许老师中等身材，长方脸，下巴有点翘，黝黑的皮肤隐约透着一丝枣红。他教我们语文，粉笔字写得很工整，每篇课文都给我们抄录“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一学期下来，我们的语文课堂笔记总是内容最多、书写最工整的。懵懂间，我们学会了最重要的写作要求、最基本的写作技巧。
五年级时，大队办起了中学，是当年最常见的“戴帽初中”。教初中的大多数还是本大队的民办教师，有曹老师、汪老师、缪老师、杨老师等。我和我的一些同伴就是在这些老师的培养下走出山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在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中，是这些拿着工分的民办教师，撑起了那个时代农村基础教育的一片蓝天。
赤脚医生
对很多我们这一代在农村出生成长的人来说，小时候最熟悉的医院和医生，无疑是本大队的卫生室和赤脚医生。全大队的人，谁要是感冒、咳嗽、拉肚子或者受了点小伤，那就去大队卫生室找医生看看。哪家有年老体弱或行动不便的病人，就差人到卫生室去把医生叫到家里来。
我们大队的卫生室就在我们村子南边村口的大队部院子里。卫生室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两顶装有玻璃门的木柜里摆着各种玻璃药瓶，一张木条桌上放着电炉和白色有盖的长方形搪瓷盆子，电炉上搁着一只煮针用的铝饭盒，墙上挂着两只印有红十字的紫红色皮药箱。
卫生室有两名医生，听大人们说，他们都在县里学习过。两名医生一个叫金炉，一个叫海宏。金炉个头不高，身板偏瘦，皮肤黄白，说话不多，有点幽默，给人打针、治伤、换药，动作都很轻柔，老人们都说他是块“医生料”。海宏比金炉年轻一点，高高魁魁的，还长个红鼻头，做医生也很尽心尽力，只是“手法”没有金炉细腻。一般情况下，两人轮流在卫生室值班。一人在卫生室，另外一人就背着药箱到各生产小队轮回巡医。农忙季节，直接巡到田间地头。
有一年，父亲在挑秧粪的途中不小心摔了一跤，一只膝盖摔成了重伤，金炉和海宏轮流上门清洗伤口和换药布，前后一个多月，治好了父亲的伤，让我们全家非常感动。现在想想，这样的感动，当年在我们大队，在全中国广大的农村，不知还有多少。
兽医
当年的农村，兽医也是很了不起的，农村人习惯叫他们牛医生，因为他们主要负责给耕牛治病。我们公社的牛医生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我一直叫他小娘舅。就这，还让我同村的小伙伴们生出不少羡慕。小舅中等个子，身材瘦瘦的，肩背有点驼，也许是因为经常出诊，不大的脸庞一直是黝黑的。
春天，万物生发，耕牛在野外吃草时往往会发生臌胀，农村人叫这种病为“青草胀”，据说能把牛胀死。农忙时节，偶尔会发生耕牛的脚缝里扎进小钉子、碎玻璃之类异物导致发炎肿胀、走路踮跛不能劳作的情况。看牛的人使尽土法但无济于事，最后只能去大队部打电话到公社找牛医生。
公社距离我们村子有十里路。当年交通落后，牛医生出诊就靠步行，一般上午打电话，下午才能来，下午打电话，第二天上午才能来。终于，我的小舅背着一只印有红十字的紫红色医生药箱来了。看过病牛，如遇“青草胀”之类的病，他就叫看牛人弄来半脸盆凉开水，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些药粉倒进盆里，搅和成米汤一样，再用一只看上去有些年头，一头留节作底，一头修成斜口的土黄色毛竹筒子，在看牛人的配合下，掰开牛的嘴巴，把药水一筒一筒给牛灌下去，要不了半天，牛肚子就会瘪回去。遇到牛脚受伤，是比较麻烦的，必须让牛躺倒，尽管有看牛的人配合，也有办法让牛倒下，但在治疗牛脚时，牛还是会反抗的，一旁观看的人都有些担心。不过，小舅总是能凭着经验和技术最终圆满地将牛脚治好。
耕牛是农民的宝贝，耕牛病了，牛医生就是救星。
农机员
20世纪70年代，农业机械化的惠风徐徐吹进我们那古老的山村。那一年，公社给我们大队配了好几台手扶拖拉机，我们村子上有两个规模大的生产小队，于是就有了两台拖拉机，社员们都很兴奋。
负责开拖拉机的人，都是事先到公社专门学习过的，不但要会开，还要会修。我们村上的两个拖拉机手，一个叫道胜，一个叫大明。道胜是退伍军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走路昂首挺胸，经常穿一件旧军装。大明有点五短身材，但不是很矮，古铜色皮肤，看上去就很结实，家里是雇农成分，念过高小。两人都算根子正、有文化。
自从有了拖拉机，生产队的劳动效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春耕季节从供销社拉生产资料，拉得又多又快更省人力；双抢（夏收秋种）季节，打下的稻子，挑上大路就可以装车，及时送到村子边的大稻场上晾晒，一车能顶十几个劳力；收完早稻栽晚稻，农田需要翻耕，拖拉机又换上铁质龙骨轮，装上专配犁头或是旋耕机，在田间来回跑上几趟，人牛组合半天也耕整不好的田块，这头铁牛要不了一个钟头就大功告成。
骄人的工效，离不开拖拉机手的辛勤付出。一天下来，他们那原本黝黑的脸庞上，又让拖拉机排气管喷出的浓烟涂上了一层乌黑的油污。收工的路上，经常有社员开玩笑：包大人来了！
放映员
当年的乡村，看一场电影就是享用一顿文化大餐。每次到我们村放电影的都是那个被队长称为“陈师傅”的人，而在我们小伙伴的眼里和嘴上，“放电影的”就是他的名字。他中等个子，瘦瘦的身材，脸颊扁平却很有特点，或许是放电影的缘故，见一次就不会认错。
秋收过后，天气晴朗，不冷不热。“今天晚上放电影”的消息早早在村民中传开了。放电影的场地就在我们村口大队部门前的一块空田里。太阳还没落山，几只令孩子们兴奋的“电影箱子”就已经放在了田头，还有两根碗口粗两丈多长的毛竹、几根短小点的竹篙竹梢和一小捆绳子。不一会儿，又有人背来一张八仙桌，紧接着，“放电影的”来了。他先指挥几个社员挖坑栽毛竹拉幕布，随后打开一只箱子，拿出几样零件，组装成一个架子并固定在八仙桌上，开始倒片。倒完片，就着手架放映机。放映机架好了，对着幕布用幻灯片试试镜头。调准了镜头，又对着话筒喊几声“喂喂”，试试喇叭。一切准备就绪，放映员跟负责看护场地的社员交代一下，便吃派饭去了。
天完全黑下来了。满是稻桩的田里站了好多看电影的人，也有扛来板凳坐着的。全村男女老少差不多来齐了，还有附近村庄的年轻社员。随着放映员那句我们最期待的话“今天晚上放映国产（或者某某国家）故事片××××”，电影便正式开始。
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影片有《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宁死不屈》《卖花姑娘》等等，有时会加映《新闻简报》。我不知道，在给广大农民送来精神食粮的同时，放映员有多少个夜晚没能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在“五老”们的经年劳作中，新中国的广大乡村从落后一步步走向文明。档案为凭，“五老”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重视下，在代代后生的接续努力下，将会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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