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伴随着新中国70年的前进脚步长大的。1950年，我上了小学。高中二年级，我的父亲早逝，40岁的寡母拉扯我们兄弟三人，家庭顿陷困境，是国家助学金助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党的恩情、共和国的恩情。
1967年，我大学毕业。1970年初，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平庄矿务局元宝山煤矿工作。近50年来，在煤炭行业这所大学校中，我看到了矿工们流汗奋斗的奉献，也目睹了矿工流血牺牲的种种让人揪心的场面。矿工的不易与伟大、煤炭事业的艰苦与光荣就是我心灵上的一个烙印。煤矿使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历练，铸就了历久弥坚的煤炭情结。为了报答矿工，贡献于煤炭事业，我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回馈煤炭行业与矿工的道路，那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自己的历史知识，搜集整理煤炭资料，立志编写中国煤矿史，为煤炭工业树碑，为矿工立传。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应有的担当。
1981年，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倡导并决定编写中国煤炭史。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产煤大国，煤炭行业历史悠久，矿工们工作苦、贡献大，没有一部专门史书是不行的，这不利于树立煤炭行业工作者的光荣感，也不利于提升发展煤炭工业的凝聚力、自信心。当年8月，他到平庄矿务局考察元宝山露天煤矿建设。我作为接待人员，与他有了接触。当时的情况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1981年，我出差到内蒙古平庄矿务局，遇到吴晓煜同志。他在大学是学历史的，又是一个热心研究煤炭历史的人，凭着自己的勤奋，搜集一些煤炭历史资料，并陆续以短文形式发表在矿区小报上。我和他谈起编写煤炭史的问题，一谈就合，相约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不曾被人注意、做起来又很困难的工作。”这位全国煤炭行业的“统帅”对我这个基层人员的鼓励，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增强了信心。
很快，煤炭工业部来函把我借调进京，任中国煤炭史编委会委员和《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编写组负责人。这份开拓性的工作，我和另外两位同志辛苦干了两年多，不是蹲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就是到各矿区搜集资料。1983年，我们编写出《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并交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自此，我国有了第一部煤炭史专著，填补了空白。
随后，我被调到煤炭工业部政策研究室，继续搜集史料，坚持业余研究。我的领导和同事也很支持。十几年来，我先后发表了二三百篇文章，出版了《煤史钩沉》《中国古代咏煤诗》《矿业史事杂俎》《中国煤炭碑刻》《中国煤炭史志资料钩沉》《名人与煤炭》等煤史著作。
2004年，我退休后担任煤炭史志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尽力推动煤炭行业编史修志的同时，于2011年前后出版了《中国煤矿史读本（古代部分）》《煤矿民间传说与风俗》《中国煤矿安全史话》。
2012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动牵头承担煤炭行业二轮修志的责任，成立了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我被聘任为文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编委会副主任和总纂。当时我68岁，体力下降，感觉工作难度很大。但是，这是组织上的信任、煤炭事业的召唤，是责任也是使命，我作为党员，必须无条件地完成任务。于是，我和同志们难中求进，全身心投入到煤炭史志工作中来。在协会的有力领导和部署下，在领导们的热诚关心支持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调集人员，募集经费，制定工作方案，下发文件，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全面铺开了。其间，我们召开了3次200人以上的年会、2次研讨会、4次座谈会，制定了规章制度与修志规范，开办“煤炭史志网”，编印《煤炭史志简讯》，印发《修志指要》等培训资料，开展各类宣传与培训活动。
经过五六年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煤炭工业志书体系，包括省级煤炭志、专业煤炭志、煤炭企事业单位志3个系列。煤炭行业修志硕果累累，编纂形成了各类史志著作近800部，充分展示了中国煤炭工业独特而浩大的文化成果，传播了煤炭智慧、煤炭经验、煤炭精神。这是煤炭工业重要的历史资产，是价值无限的文化宝藏，是推动煤炭工业不断前进的软实力与正能量。
2018年，3000多册煤炭史志著作“落户”刚刚成立的煤炭工业史志馆，《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也开始编纂。今年5月13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煤炭工业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会议表彰了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举行了《中国煤炭工业志》首发式和“煤炭工业史志馆”揭牌仪式。
正是党旗的指引和煤炭行业的熏陶，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成绩不属于我一个人。我常常觉得自己为煤炭事业、为矿工做得还不够。我认为，人退休了，党员的义务与使命不能推卸；年龄大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能放松；史志工作面临的形势变了，为祖国煤炭事业、为优秀矿工写史修志、树碑立传的责任、初心不能改变。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1日 总第3406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