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
1952年4月，刘少奇同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空气，做好工作。”这个题词虽然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不仅体现了刘少奇同志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的基本态度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亲自起草文电，办理会务
1925年6月1日，我们党上海总工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总务主任。总务主任总管会务、文书、外联和行政事务等日常机关工作，类似于现在的秘书长。当时，上海总工会以公开形式开展工人运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很多主张都以上海总工会名义公布和发表。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在担任上海总工会的总务主任后，实际上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工作也一起承担了起来。他在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亲自起草工人运动方针政策性文电。查阅1925年至1926年工人运动方面的文电，可以看到刘少奇亲自执笔或者主持撰写了大部分的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名义发的文电。例如，刘少奇亲自起草了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上海总工会启事》《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筹备处简要报告》《工农兵联合决议案》等文件，这一系列重要文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的基本内容，而且通俗易懂，深受中国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欢迎，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主持开展会务工作。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于1925年6月20日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亲自拟定会议日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另外，全国劳动大会、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海工人总罢工商人总罢市代表会等一些重大会议的文件资料准备、会址的选择确定、代表的推选以及具体的生活管理等等，刘少奇都会亲力亲为。
日夜不休息检阅稿件。刘少奇作为总务主任，既要承办发文，又要处理收文，件件文书都要经过他的审核定夺，所以刘少奇的工作异常繁忙。1925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刊发了《刘少奇的奋斗》一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刘少奇自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后，更是“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由于检阅稿件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可见，刘少奇为革命事业不辞劳苦，无私奉献的精神。
抱病担负行政后勤事务工作。《刘少奇的奋斗》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早就患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的总务主任，主管这两个机构的日常运转、罢工运动的物资筹备和后勤支援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等等。可以说，工人斗争越激烈，行政后勤事务就越繁忙，作为总务主任的刘少奇，自然就会更加辛苦。
对文电起草工作的严格要求
刘少奇一方面十分关怀秘书工作人员的学习和生活，另一方面又严格规范秘书工作的相关业务，特别是对拟写文件电报的要求非常严格。他教育秘书工作人员，上级机关下达的决议、指示是下级行动的重要指导，在质量上绝不能含糊；下级呈送上级的报告，重在实事求是，更不能有片言虚假。刘少奇为了保证文电的质量，对秘书工作中的文电草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
草拟文件应以“能使群众接受为原则”。为召开中共六大准备方针政策性文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在1928年2月16日召集刘少奇等谈话，征求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以备六大会议参考。刘少奇十分坦率，不但畅谈了政策的制定，还直言了政策的效应。刘少奇说：“中央发表的东西文字太深，不能普播到群众中去。”他还说：中央下达的文电，应努力在文字上下功夫，不要太过深奥，而应以能使群众接受为原则。
拟写文件要“简短明了”。“简短明了”是刘少奇拟写文件的显著特点，他不仅自己带头这样做，还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也这样做。他在1942年7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心学习组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是要草拟文电和下达指示的，但在做决议发指示的时候，必须调查研究，掌握下情；有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情况，还必须注意文件的拟写要真实，“简短明了”。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秘书工作人员一定要懂得，那些“只管坐在房子里发号施令”者，绝对写不出“简短明了”的文件。
文字“必须反复推敲”。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为中共七大准备的新党章草案，草案中有一句话：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刘少奇在修改时感到这句话中的“任何”两字分量异常沉重，因为如果有了这两个字，党内所有的高级领导同志都可能被批评。到底党的章程要不要写上这两个字，大家的意见分歧很大。对这两个字，刘少奇也是反复推敲，写上了又圈掉，圈掉了又写上，最后决定还是写上。事后，刘少奇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毛泽东首先同意写上“任何”两字，而且还表扬了刘少奇字斟句酌的精神。
拟写文件要学会“推翻重写”。刘少奇要求拟定文件不但要实话实说，而且要说对和说准，只要在说对和说准上稍有欠缺与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在1956年8月29日，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致信毛泽东：“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当日，毛泽东批示：“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
处理文电要注意“收、发、来、去”。1948年7月26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强调：集体办公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处理文电或起草文电，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收、发、来、去”四个字。“收”是第一，收到文电要看内容是否重要，并摘录出来，摘录要简化、合理；“发”是下达文电，凡是发文件，要把好事实和文字关；至于“来”和“去”，要记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句话，脱离实际的事不做，脱离群众的文件不能发。
对档案工作的严格要求
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档案工作，刘少奇认为做好档案工作就是要管好文件、爱护文件，这也是刘少奇对档案工作人员提出的严格要求。
行军打仗亲自携带文件。在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有自己亲自携带文电的习惯，刘少奇也是如此。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出发回延安，他主动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了病号，和身边工作人员每人身背一包文件徒步行走，并反复告诫大家：“人在文件在，与文件共存亡。”经过几天的行军，刘少奇脚肿腿疼，警卫员心疼他，说：“又行军又打仗，脚肿了，还背这些纸片片，有啥用！”刘少奇微笑着回答：“有啥用？用处大着呢。这些文件记载着华中党政军民抗日斗争的光荣事迹，将来用它书写抗日斗争的历史，还有你的一份功劳呢。”此后，刘少奇和身边工作人员历时一年有余，行军3000余里，终于安全地将这些文件带到了延安。
形成战时管理文件三原则。刘少奇带领中共中央工委各机关于1947年4月2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在这里他与朱德听取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关于转移中央档案的汇报，随后对战时管理文件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凡撤出延安来山西的各党政军机关的秘书人员和档案材料，由曾三统一管理。第二，凡遗留在陕北山区的所有文件，应立即派人取回。第三，立即将全部文件分为三类，甲类为“重要而不秘密者”，由档案部门派人携带；乙类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在军情紧急时可以烧掉；丙类为“又重要又秘密者”，应在部队派武装人员保护下进行转移。5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中央档案资料转移情况。
改革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秘书工作发展迅速，但在全国大发展的背景下，有些秘书人员没有及时提高工作水平，时常出现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文牍主义。为改革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中央办公厅于1955年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经党中央批准公布。这个文件规定了准确、及时和机密的文书处理原则，规定了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原则。刘少奇批示将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指出：“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部门可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1月23日 总第330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