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规定：“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中共中央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发出这一文件，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也有紧迫的现实考虑。当时正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做好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到来的准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贯彻实施，不仅大大提高了抗战时期党员干部的觉悟和素质，而且还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不断保持先进性的又一历史见证。
要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活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该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局势，总结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从源头上分析，这是项英的党性思想出了问题，致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遭到严重损失，并成为皖南事变失利的原因之一。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泽东就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党的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出现过“不服从中央领导”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危害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的情况。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执行中共中央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而是坚持南下，后来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后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未经请示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主张、发布指示性意见，无视党的纪律，严重违反组织原则。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1941年3月，他决定出版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第二件事情是他在5月19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为整风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出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还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的各种倾向的办法，特别要求“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以适合党和革命的需要”“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悉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自此以后，增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还被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录进《六大以来》的学习文件之中。
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针对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的问题，作了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其中，报告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他不仅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为什么在1941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还说明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对于我们党的建设起了什么作用。任弼时说：“这个决定发出后，对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9月8日 总第3116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