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冒着枪林弹雨，用12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她就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敌人面前，史沫特莱是一名坚毅、刚强的战士；面对照顾自己的新四军小战士，她又表现出浓浓的母爱。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史沫特莱几乎参与了整个抗日战争，并与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到汉口先“声”夺人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右一）等人与陈毅（左二）、
粟裕（右二）在新四军驻地合影。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湖北汉口。1月14日，她接受了汉口《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采访中，史沫特莱向记者讲述了她来汉口之前，在山西风陵渡口发生的事情。她在渡口等待渡河时，遇到一队穿着单薄的伤兵。由于保暖物品缺乏、药品匮乏，伤兵只得在寒冬里忍受着伤病带来的痛苦。她把自己的铺盖、大衣送给伤兵用，可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当时，史沫特莱能想到的就是发动更多有爱心的人来帮助这些为国家战斗的士兵。访问的最后，她动员大家为在战场上的将士捐款、捐物。
23日，史沫特莱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的邀请发表演讲。她详细讲述了在前线的见闻，还谈到日本军队效仿八路军打游击战，但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史沫特莱把日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民众基础”。同时她还讲到“军队是鱼、民众是水、得民众者即如鱼得水矣”。演讲最后，史沫特莱还是将话题落在了募捐的问题上，她先讲述自己募捐的情况，又动员大家积极为前方将士捐款、捐物。
28日，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在汉口召开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茶会，史沫特莱应邀参加并致辞，内容依然围绕抗战募捐。
以自己的方式去“战斗”
在参加完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茶会后，这位为支持中国抗战，把笔当作枪、把文字当作子弹的女斗士似乎“消失”了，国内的报纸上鲜见史沫特莱的文章。她干什么去了？史沫特莱的好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一语道破天机，她“正日夜为北方农村的民兵筹款购买药品和棉衣”，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
刚到汉口时，史沫特莱选择的落脚点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主教鲁茨和女儿弗兰西斯给了她很多帮助，而且还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便于她安心写作。可是史沫特莱心里牵挂着缺医少药的前线士兵，怎么也坐不安稳。每当她想起风陵渡口的景象，都会流下眼泪。弗兰西斯对史沫特莱说，汉口有很多有钱人，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晚会，请他们来为前线的将士捐款。随后，史沫特莱还通过在汉口的南斯拉夫健康专家鲍谦熙博士，认识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助队的创始人林可胜医生，并加入中国红十字总会救助队当义工。自此，史沫特莱在汉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抗战募捐而奔走。她拿起笔宣传中国抗战，呼吁国际组织向中国援助汽车、救护车以及外科手术设备、药品。为了能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史沫特莱还给其他国际组织写报告求助。史沫特莱的努力是有效的，她被《曼彻斯特卫报》聘请为特别通讯记者，稿费可以让她不必为生活担忧，甚至还有盈余拿出来捐献。她还邀请史迪威将军到湖南长沙视察紧急医疗训练学校，并得到了美国总领事馆的捐助。
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史沫特莱分别让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参与捐助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上，史沫特莱遇到宋子文，便向他提起中国士兵急需医疗救助的实际情况。史沫特莱说，士兵微薄的医疗费经常被官员层层剥削，等医疗费送到前线后往往所剩无几，无法购买药品。而红十字会的捐助必须遵循捐助者的意愿，只提供给难民，无法帮助前线士兵。最后，宋子文只得捐出一万法币用作前线的医疗费。
史沫特莱让孔祥熙进行捐助纯属偶然。有一次，她的好朋友斯特朗请孔祥熙吃饭，让史沫特莱作陪。席间，史沫特莱三句不离募捐的事情，饭还没吃完就开始向孔祥熙游说，而且这次捐助的对象是八路军。孔祥熙听后勃然大怒。孔祥熙强调八路军是有军饷的，不应该得到额外的资助。史沫特莱并没有和他争辩，而是巧妙地把向八路军募捐转换为向山西游击民兵募捐。最终，史沫特莱拿到了一张巨额支票。这让同座的斯特朗由衷敬佩，她看出了自己和史沫特莱的差异，她自己永远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而对于史沫特莱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史沫特莱不仅动员大家募捐，还亲自运送物资，奔波于汉口和长沙之间。她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超越了记者的本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在抗战前线，史沫特莱还帮助医疗队建立战地医院、甚至承担起战地救护员的工作，给伤员清洗、包扎伤口。当然，史沫特莱没有丢掉自己最有力的武器——手中的笔。在汉口，她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一书。
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没有过多地描写自己组织募捐的事情，在她看来，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斯特朗编写的史沫特莱传记中却记载了这两件事。在这本书中，史沫特莱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国抗战的实况。对那些为募捐奔波劳累的人、为抗战流血牺牲的人，她在叙述中流露出感激之情、崇敬之心。
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的《史沫特莱女士访问记》一文及有关史沫得来（即史沫特莱）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邀请进行演讲的报道。 武汉市图书馆藏
难舍“中国儿子”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史沫特莱离开汉口，进入皖南新四军根据地。从此，她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村庄农舍里奔忙，一边参加战地医疗工作，一边向世界报道新四军的情况。
1939年12月，史沫特莱转移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对于史沫特莱来说，与新四军指战员相处的日子是让人难忘的。她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我的中国儿子》的文章。史沫特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自己的“中国儿子”是一名年仅10岁的新四军“红小鬼”，名叫沈国华，而史沫特莱更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小国华”。小国华是上级派来照顾她的勤务兵。史沫特莱看到他小小年纪就跟着部队穿梭在枪林弹雨中，非常心疼，把小国华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疼爱。
史沫特莱在与小国华相处中了解到，他曾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国华的父亲被日军残害，母亲受了重伤没多久也去世了，两个哥哥相继参军，其中一个哥哥战死疆场，另一个生死未卜。迫于生活，他就去地主家当小工。当小国华听说有一支部队不打骂士兵，还可以学习读书写字后，就决心要找到这支队伍。小国华逢人就问，遇军队就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见到史沫特莱时，他已经加入这支队伍一年了。
在一次部队准备去汉口西北湖和当地游击队会合时，小国华强烈要求一同前往，但是大家都认为带着他上路太危险了。小国华眼泪汪汪的样子让史沫特莱心疼不已。随后，她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分队司令，让小国华去请示。小国华径直到分队司令那里说，是史沫特莱想要他跟着去。队伍行进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遭遇了日军。在分散隐蔽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和小国华走散了。先期到达安全地带的小国华没有找到史沫特莱，哭着喊着要去找她回来。面对众人的劝阻，小国华坚定地回答：“我要找她回来！她到我们部队里来时，部队叫我去照顾她，我必须照顾好她。这是我的责任。”当小国华找到史沫特莱后，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新四军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史沫特莱和小国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0年3月，史沫特莱因病要到重庆接受治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提出收养小国华的要求。李先念对她说：“这件事还是要征得孩子的同意才行。”史沫特莱对小国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小国华拒绝了她的提议。其实，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小国华说：“我愿意跟你走，但我想参加骑兵，然后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等胜利后再来收养我。”没有人知道史沫特莱此刻的心情，但她坚信，小国华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离开“中国儿子”，史沫特莱一路向西南经宜昌到达重庆，结束了她的湖北之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30日 总第3086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