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指导下，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红军指战员带上部队的档案、辎重、文化课本等，踏上了漫漫征程。
油画《陕北人民迎救星》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根据档案史料记载，汇入中央红军的部队，主要是源自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
1927年8月，罗荣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指派，在鄂南领导通城暴动，组建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这支部队转移到江西、湖南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支仅剩100多人的部队，成为最早进入井冈山根据地的湖北队伍。
1929年6月，湖北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刘仁八暴动，将阳新、大冶等所辖各县地方武装统编为红十二军。是年底，红十二军编入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湖北地区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次年，红五纵队发展到8000余人，扩编为红八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
董必武在陕北留影
1930年6月，从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的红五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大冶成立红三军团，全军1万余人。红三军团进入湖南后，在浏阳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永和市会师，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这三支从湖北走进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以及一大批湖北籍将士参加了长征。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红一方面军中，湖北籍团以上的指挥员达97人。这些来自荆山楚水的优秀儿女，凭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坚如磐石的信仰，在长征中展现出“但有使命，万死不辞”的精神，为长征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湖北人民永远的骄傲。
在这些杰出的荆楚儿女代表中有：董必武、黄火青、伍修权、王平、陈士榘、饶正锡、韩伟、侯政等，其中，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身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他，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职务——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他与徐特立、谢觉哉并称为“长征三老”。董必武虽已年近半百，仍然昼夜兼程，历尽艰险，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被称为这支特殊连队的“保护神”。1949年以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伍修权，湖北阳新人，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翻译身份，列席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当时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无数红军将士永远地留在了雪山草地……在这些年轻的将士中，湖北黄梅人洪超，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于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信丰县百室圩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5岁，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湖北大冶人徐策，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奉命留在川南领导游击战争，任中共川南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于1935年7月13日，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长官司战斗中牺牲；湖北阳新人黄珍，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第三军十团团长，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于1935年10月21日，在陕北保安吴起镇（今吴旗县城）战斗中牺牲……
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后因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以董必武为代表的湖北籍将士坚定地站在了中央一边，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其中，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郭天民在长征期间任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参谋长，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红九军团被编入左路军，受张国焘领导。得知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郭天民气愤地说，党中央不是北上了吗？怎么又出一个“中央”？我们党只有一个中央，全党只能服从一个中央！他因此事触怒张国焘，被撤掉军团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科长。不久，张国焘将其秘密逮捕，准备将其杀害。朱德得知此事后迅速制止，对张国焘说，郭天民能打仗，名闻全军，杀了他将来不好交待吧。郭天民这才免于一死。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名称，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吴起镇全景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2个月零2天，突破10道封锁线，途经11个省，翻越18座山脉，渡过24条江河，行程2.5万里，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吴起镇只剩7000多人。随着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目标的实现，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系湖北省档案局馆局馆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月20日 总第3019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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