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

九君子呈《真相》向国联力证日本侵略行径

 

九君子搜集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当局任命中国东三省政府机构组成人员名录(部分)(此档案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本人占据,百姓生灵涂炭。当时,国民政府不顾东北民众及各领域爱国人士的意愿,实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来主持公道。国联派出的调查团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半年后,才到达中国东北,并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开始调查经过粉饰的“真相”。此时,以巩天民为首的反日爱国人士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们冒死搜集证据提供给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侵略行径。这份证据材料为国联调查团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份装在蓝色布袋里绣有“TRUTH”(意为真相)字样的证据材料一直保存于日内瓦的联合国图书馆,作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附件永久留存,从此孤悬海外。直到巩天民的后人在日内瓦寻找到这份材料,才再一次揭开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

    艰难取证 辗转呈送

    九一八事变前,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爱国人士经常在沈阳基督教会的帮助下开展救国活动。事变发生后,巩天民曾多方奔走,寻求救国之法。当他从友人处得知国联调查团将要来到东北的消息后,便联合其他几位爱国人士,准备搜集日本侵略罪证,揭露日本侵略真相。这几位爱国人士被后人称为“九君子”。

    当时,正是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试图稳固统治的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对民众进行严密监视和控制,九君子搜集证据的过程异常艰难。他们策反伪政府工作人员,获得机密文件;他们偷拍日军在街头设置的军事设施,证明占领事实;他们偷揭日军张贴的各种告示,保存一手材料。为了偷拍一个镜头,他们在屋顶“潜伏”数小时,险些因双腿麻木造成小失误而丧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取证,九君子将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归纳整理形成汇编。完成后,由九君子之一的张查理的夫人为其制作了一个蓝缎子布包,并用红色丝线绣上了英文“TRUTH”的字样。

    证据已经搜集整理完毕,但是如何在侵华日军层层监视的情况下将证据安全地送到国联调查团手里,又成为九君子面临的重大难题。他们首先想通过盛京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来转交证据,雍维林感念他们的爱国之心,向他们推荐并联系了倪斐德。倪斐德是一位牧师,多年来在奉天郊区传道。他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相识多年,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转交人。雍维林亲自给倪斐德写信,向他道明了这份证据材料的搜集过程和重要价值。倪斐德看后深受感动,毫不犹豫地帮助巩天民等人将这份珍贵的证据转交到国联调查团手中。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在九君子呈递的材料中,有大量证据证明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野心。日本妄图通过干涉主权、管理及领土完整来达到控制东三省的目的。

    从九君子搜集到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出台的《边业银行管理办法》和《东三省官银号管理办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重新启用东北各家银行,建立这些所谓的规章制度,根本就是从东三省牟利的手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事当局迅速重组了东三省政府机构,包括省政府、市政厅、财政厅、外交事务委员会等行政机关,还有最能体现日本野心的特殊机构,名为“自治指导部”,实则是全权负责伪满洲国的筹建事宜。九君子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当局任命中国东三省政府机构组成人员名录。这份名录能够证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三省政府机构内所有关键性职务均由日本人担任,其中土肥原贤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便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奉天市长,职务任命及分工安排之迅速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证据材料揭示了日本侵略行径,日本妄图将东三省划入其势力范围内已是昭然若揭。

    伸张正义 惨遭报复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4月10日到达东北,6月4日结束调查,10月2日公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的军事侵略行动,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九君子呈递的证据也正是从这三个方向进行阐释的。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东北人民家园被占领的事实才得以向国际传递,他们代表东北人民发出了心底的呼声,为揭露日本侵略事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正义之举。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于1932年11月提交国联理事会讨论,直到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日本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日本方面对此结果恼羞成怒,认为国联决议妨碍其扩张步伐,于是宣布退出国联。日本当局怀着报复心理,开始对“告密者”的调查,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悉数被捕入狱,此外还有大批爱国人士被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但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这些人又都是当时奉天城内的知名人士,日军最终不得不放人。当年这份材料还有一份副本,被埋在九君子之一张查理家的丁香树下,但由于时间仓促形势危急,并未对这份证据材料进行任何保护性处理。后来这份副本腐烂,交给国联调查团的证据材料便成为孤本,且多年来去向成谜,巩天民等人当年的义举就这样一直隐匿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9月18日 总第2662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窦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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