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穿越专题

开国大典前一周,南通地区反动匪特制造惊天邮轮惨案,我7名战士遇害,200名旅客遭洗劫;南通公安干警奔赴上海,与匪特斗智斗勇,暗战一个多月——

真实大片:智破鸿生轮大劫案

作者:江苏省档案局袁光 南通市档案局朱江 扬子晚报记者陈婧

来源:江苏省档案局

2014-08-21 星期四

  1949年9月22日,全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开国典礼。但就在那天夜里,从上海外滩首发崇明岛的鸿生轮惨遭群匪洗劫,邮轮上的8名解放军战士7死1伤、200名旅客遭劫。匪特暴行震惊全国。

  在南通市档案馆,静静地躺着一份装订成册的档案,其中一张剿匪部署图上,标着如今已难读懂的代号,而红笔圈起的范围,表明当时南通仍有一半地区深受匪特之苦。

    而一份当年的破案报告,则详细还原了苏沪两地公安协同作战一个多月,展开的一系列堪比警匪大片的武斗智斗,终于将制造鸿生轮惨案的匪特绳之于法。

    惨案还原:夜半邮轮惨案 我战士7死1伤

  船上200名旅客被逐个洗劫

  在江苏省档案馆内,扬子晚报记者看到了鸿生轮惨案的原始档案。在一本黄皮纸装订的《苏皖第九专署-南通、海门、启东等县有关暴动和特务案件材料》中,记者看到题为《沪崇鸿生轮谋杀洗劫与川港(通海)暗杀案之破案报告》。档案上的字迹娟秀饱满、清晰如初,“8月(记者注:农历)上旬,接到崇明局之报告,汇报鸿生轮与吴淞口外狮子坟江面出事,全船遭受洗劫,并杀我武装同志七人之情况。”该报告开篇这样陈述。

 

南通档案馆保存的《南通、海门、启东等县有关暴动和特务案件材料》。

    1949年9月22日晚,一艘舷号上印有“鸿生”的邮轮首次从上海开往崇明,未料等待它的是一场血腥洗劫。这份报告中介绍,船上共有200多名旅客,其中有乔装成客商的10多名匪徒,及我军8名第88师的战士。船出吴淞到达狮子坟时,身在暗处的匪特查明船上只有8名解放军战士后喜出望外,称“这机会比事先搞好情报的还好”。匪特立即开始布阵对8名士兵逐一防守。

  船上大部分旅客都已安然入睡,而惨案就发生在最安静的午夜时分:匪首黄志英突然冲进驾驶室,枪指舵手,命其开往江心;另一匪首徐锡昌负责登高瞭望,其他匪犯要么站于船头,要么把守要害位置,欲谋行动时,控制每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这份8页的破案报告中,记者发现一张劫匪行动布置图,这是一张手绘简图,尽管墨水已经淡化,但还是清楚地再现了当时敌我对峙的大致状况。战斗发生在船头部分。驾驶间前的甲板上标着匪首徐锡昌及几名匪犯在流动巡视,而在驾驶间内,黄志英携枪控制舵手。另有匪徒分别把守船舱两侧的进出口、舱内关键位置,及在船舷处协助监视。8名解放军分别标为“解1”到“解8”。

  战斗中,匪徒可以举枪扫射,而解放军战士碍于众多惊慌的旅客而无法开枪,结果解放军4死、3人被挟持后遇害,另一战士受伤。200名旅客也未能幸免,被逐个洗劫一空。匪徒后逃回南通,在川港区登陆分赃。

  曲折破案

  “无间道”:土匪圈子里,公安挖到一个恨死匪首的船老大

  枪声响起于深夜的江面,又消匿于汹涌江涛,接此报案的南通专署公安局难寻匪徒的踪迹。紧接着,该局又接到川港区4名干群被杀的报告。“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两个案子之间的联系,只就川港暗杀案找寻线索。”档案中这样描述。但公安人员在组织清剿匪特的过程中发现,黄志英、朱慧丰等7人与其中一件暗杀有关,并已逃离本地下了长江。

  此后,南通公安通过暗中关系得知,黄志英等人制造了鸿生轮惨案,南通的匪帮江北帮还以此为由,拉拢一些流匪加入自己的组织。

  掌握鸿生轮一案确为黄志英一伙所作后,需要做的是攻入敌人内部。通过排查,公安掌握到一个可用关系,陆志荣。此人撑船出身,是南通当地匪首之一徐锡昌的表外甥。南通档案馆曾做过相关研究的陆桂枫解释说,“他(陆志荣)是船老大,尽管他未参与鸿生轮案,但与徐锡昌团伙走得很近,实际上也是土匪。不过他与舅父却有不解之恨。”

  正是利用这一点,公安局派出与陆志荣有宗族关系的说客,成功从陆口中掏出重要线索,“徐锡昌与黄志英两股匪特洗劫了鸿生轮,同时陆志荣答应充当内线协助破案。”破案后的报告这样表述。

  在南通市档案馆,记者还看到一份1949年11月20日,苏北南通区地委社会部和专署公安局合编的《政情简报》。其中介绍,黄志英拉拢一批海上惯匪,自任总队长,徐锡昌为总队副,打起“中国国民党青年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亦称“通海纵队”)的旗号。两股匪势力勾结后自诩为“两栖游击队”,“我们陆上有黄志英,海上有徐锡昌,海上不好站就上陆,陆上站不住可以下船”。

  而经过以上三步推进,我方已经清楚地掌握了两个匪首的信息及大部分涉案人员名单。

  餐馆围捕: 匪徒不入套,干警紧跟,沪上援兵直扑饭店生擒7匪徒

  鸿生轮案后,南通集中清剿匪特,已迫使徐匪无立锥之地,他们在江北埋藏9条枪支后,下江到上海。

  被争取过来的陆志荣没多久便向公安提供重要信息:“匪特又准备于(十月)廿九、卅再行做案子。”匪情急迫,必须马上歼灭,经华东社会部批准,南通公安派精干小分队赴沪破案,并得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全方位配合。

  徐锡昌匪团常让陆志荣撑船过江,公安便定一计,“要陆志荣表示有办法搞好帆船送他们过江,以诱使其上船后在江面行动,一股扑灭之。”但此时的徐匪等人已如惊弓之鸟,坚决否定此提议,认为没有通行证走水路太危险,并决定次日分头从陆路过南通,走江北陆地取走武器。

  尽管公安曾交代陆志荣,万一此计不成,即约他们聚餐送行。然而当天下午五时公安人员才接到匪徒不走水路的消息,“前计不成,主犯黄志英五至六时在兆丰公园与人谈话。”

    但当公安赶到兆丰公园时,时间已过,错失抓捕机会。所幸陆志荣传回话,“六至七时已约徐锡昌代约众友在曹家渡准备聚餐后做一票,明日再走。”得此消息后,公安小分队紧急化装后转战到曹家渡一餐馆。

  破案报告显示,紧急情况下又意外环生。“由于一时未能发现他们的座位,匪特在楼下,我们却错误地坐在楼上。经发觉后,我们派一人先在楼下吃饭,然后再从楼上并桌到楼下,以校正这一错误。”旁边的7名匪徒“最后的晚餐”显得非常地恣意。眼看匪徒喝完酒吃完饭甚至脸都洗过了,从其他地方调的便衣队还不见踪影,负责监视的干警慢慢地吃着螃蟹和二两烧酒,内心却着急得好比焦油翻腾。

  救急的办法只有到附近的驻军去“借兵”,已接到上级警备部协助通知的武装部队立即派兵包围饭店,有监视干警的配合,当场逮捕徐锡昌等7名匪徒。随后,公安对7匪展开突审,又获知几处匪特窝点,当晚又增加汽车,分头追捕到另4匪。此时所有行动人员已经30多小时未合眼,疲劳至极而使一罪犯逃脱(三日后又抓获)。

  故布迷局: 公园里,与主犯“席地谈心”,不知情余犯屁颠颠跑来了

  第二天,也即当年10月28日,公安追捕继续,同时详审捕犯得到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他们于江北的藏枪地点,二是当日下午,主犯约好又集会于虹口公园。鉴于“餐馆逮捕”动静太大,行动人员担心匪特一定会火速移藏江北枪支,“我们必须与他赛跑,遂派人乘头班最快的轮船,下最近的港口,连夜去搜索”。最后根据地形与房屋的略图,搜出短枪10支。

  另一路公安4组8人化装成游客赴虹口公园。小分队派一名与匪徒口音一样的江北同志和一名内线组成第一组作为先锋队,其他三组监视,以第一组吸烟为抓捕信号。匪首黄志英一露面,内线便凑上前去,递上香烟,并介绍同伴为老乡,是新入伙的,黄果然信以为真。

    其他三组见吸烟信号,立即围拢举枪逮捕黄志英。因为还有一匪首未到,而刚刚抓捕已被10多名公园游客看到,行动人员迅速收枪。黄志英被带到较远的草地,就地坐下接受审讯。此举的精妙目的是,诱使尚未露面的匪犯走过来,“因审讯使犯人一起坐在那里与其他坐地谈心之游客无异”。

  果然,不多久,第二个匪犯向黄志英跑来。小分队随即联系园警,用汽车押走。之后又根据线索追捕4人,至此所有19匪犯已抓到16人,主犯均落网。

  正义枪声:苏沪两地公审19犯16名正法

  陈毅、粟裕签处决令毙了7人

  在1949年11月20日的《政情简报》里,记者看到如下通报,“鸿生轮及通海地区,杀害我干群的黄志英股匪‘青年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组织,已被我追踪至沪破获……现该匪等拘押在上海依法处理中”。审判在上海进行了将近两个月。阶段审查结束后,1949年12月27日,上海发给南通专署公安局手写公函:“查鸿生轮苏北等杀人洗劫血案,匪首黄志英等十九人,业经本处于最近审理接束(结束),并经军管会批准黄志英等七人,决定年前廿九号,在沪正法。余九个凶手抢劫犯全交你们公审执行枪毙。”

  南通市档案馆陆桂凤介绍,“军管会批准”也即须经时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的批准。12月29日,7名匪特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枪决。其余9名匪特涉及南通区暗杀干群,被押回南通,于次年初召开公审大会后处决。

当年制造鸿生轮惨案的匪特被公审处决。 (图片翻拍自档案馆材料)

    陆桂凤介绍说,“据1949年9月一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南通区发生武装匪特刺杀绑架我干部群众案6起,13人遇害,23人被绑架,发生海匪抢劫案10起,政治土匪抢劫4 起。”而鸿生轮案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例。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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