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为党和国家操劳之余，还悉心照顾着周恩来总理的家人。1949年6月，周恩来的长侄女周秉德来到北平，在西花厅生活了15年，与邓颖超相处了43年，她也是邓颖超指定的遗嘱执行小组中唯一一位亲属。近日，本报记者有幸在北京采访了87岁高龄的周秉德。她气质优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记者发觉，邓颖超在她的记忆里从未远去……
那年初见：“这是秉德吧”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2岁的周秉德透过家中的窗户，望向街巷中一片迎接新生的欢腾。她还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将去往另一座城市，在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照拂下健康成长。而我们的采访，就从周秉德初到北平那年聊起：“当时，我父亲周恩寿已经在位于北平的华北大学学习。伯伯知道我刚刚小学毕业，让我父亲把我带到北平读中学。”
6月下旬的一天，在催人离别的火车汽笛声中，周秉德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与父亲一起来到北平。或许是因为第一次离家，周秉德那天的记忆分外清晰：“我们走进新华门，沿着弯曲的南海岸边，就到了丰泽园中的一个小院。那时候，伯伯住的小院和毛主席住的小院挨着。
“我们到的时候，伯伯没在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接待了我们。他把我带到东房的一间屋里，我看到左边是三个书柜，右边窗前有一张小床。成叔叔指着小床告诉我，你就住在这里。
“不一会儿，伯伯回来了，他看到我就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他还对我说，‘你邓妈妈（那时候孩子们普遍都称呼邓颖超为邓妈妈）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至于伯母到上海干什么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之托，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自上海抵达北平前门火车站。
前去接站的周秉德（黑衣白领者）走在宋庆龄和邓颖超身后。
8月28日，对于期盼着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那一天，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诚挚邀请，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抵达北平前门火车站。而8月28日，对于周秉德来说，更是一个值得她一生铭记的日子，因为她见到了日后爱她至深的伯母——邓颖超。
回忆起初见伯母的情景，周秉德语气轻快，仿佛仍是那个12岁的乖巧少女：“那天，成叔叔告诉我，让我和伯伯一块去火车站接我伯母。专列到站后，我看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先生，各位在场迎接她的领导人纷纷向她问候。在人群向外移动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走，完全没有想到，在70多年之后，居然在当时的纪录影片中看到我走在宋庆龄、邓颖超身后的影像！这实在太难得了，我立即将这段影片珍而重之地保存在手机和电脑里。”
1952年夏，邓颖超与周秉德在北海少年宫合影。
“忙碌的成叔叔抽空把我带到伯母面前。伯母看到我，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这是秉德吧？’”讲到这里，周秉德有些忍俊不禁，“我听见伯母的问话，马上回答：‘是，我是周秉德，大娘好。’我叫她大娘，是因为天津人都管伯母叫大娘。伯母听到我这么称呼她，便说：‘你就叫我七妈吧。’因为‘七’和‘亲’发音相似，当时我以为伯母希望我称呼她‘亲妈’。直到1958年我在密云水库工作期间给她写信时，把称呼落在了纸面上，伯母才发现这个误会。她在回信时写道：‘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才是亲妈呀，我开始就是让你喊我七妈，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的。’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的弟弟妹妹也都随之把对伯母的称呼改了过来。”
在丰泽园和西花厅的日子里，周恩来总是很忙，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邓颖超在教导、照顾周秉德。周秉德和蔼地对记者说，“七妈教我如何称呼各位长辈：‘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老区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你也要这样称呼他；他的夫人康克清，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就好……”
周恩来多年来一直资助着周恩寿一家，这让看事通透的周秉德再一次体悟到作为共产党人和周家媳妇的邓颖超的伟大与善良。周秉德告诉记者：“伯伯对周家人工作的安排一向严格，对我父亲更是如此。他专门跟我父亲的领导说，‘给周恩寿安排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我们是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不能为家人谋利益’。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偶尔需要请假休养。伯伯认为，我父亲不能全勤工作，就不应拿全部的工资，所以要求他提前退休，此后我父亲的收入更显微薄。伯伯作为一国总理，绝不允许亲人占公家一点儿便宜；可我们家人口多，6个孩子，他深知弟弟养家不易，便用自己的工资资助我们一家。从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后，我每个月都会在伯伯的卫士长那里写收条领钱，然后交给妈妈，我不在北京时就由卫士送到我家，一开始是100元，后来因我父亲提前退休，伯伯对我家的资助又增加到150元、200元。我那时候觉得，伯伯是中央领导，收入肯定不少。直到伯伯去世后，我才听他的卫士回忆说，伯伯的收入只有420元。知道伯伯竟拿出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的收入资助我们家，我听了特别心疼，悔恨我们家怎么可以收取他这么多的资助！
“这件事又让我着实感到，七妈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人！对于伯伯多年来给我家的资助，她不仅毫无怨言、全力支持，还给了我家6个孩子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关爱。七妈是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她把丈夫弟弟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烈士的孩子都视为党的孩子、党的后代，她关注他们的教育，关心他们的生活，并把这当成她的责任。”
那场婚礼：“嫁她就像嫁女儿”
当周秉德到了适婚的年龄，邓颖超没少为她的婚姻大事操心。而周秉德呢，感情上有什么情况都会第一时间跟她的伯母诉说，请她帮自己分析分析。
周秉德的恋爱可谓“一波三折”。“我在密云水库工作时，谈过一个朋友是留苏的学生。在我们刚刚发展的时候，我就写信征求了一下伯伯和七妈的意见，毕竟对于他们，我没有秘密可言。等了一些日子，我才收到回信。七妈在信中说：
亲爱的秉德：
一定在盼着我的信了？等着急了吧？说真的，我很喜欢看到你的信，从你的信中可以增加我的见闻，又可以了解你的思想和进步，因此，每次看完了你的信以后，就想立刻回你的信和你笔谈一番。但是，拖下来亦就搁浅了，这就是最近你来了一二次信，我没回信的原因。前几天接到你第三次来信，这是关系到你的终身大事问题的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做主。……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第一是政治条件和品质，以及围绕这一条尚有相爱的诸方面，……望你把他的名字写清楚来，因为你来信写的第三个字，我和伯伯都没能弄清楚。在我把名字弄清楚后，可能帮你做点了解工作……
你的七妈同志
1960年7月31日
周秉德很快回信告诉邓颖超那个男孩的名字。半个多月后，她到西花厅取书，因为知道两位长辈不在，所以取完书正准备离开，却看到周恩来走了进来。周秉德回忆道：“伯伯对我说，‘明天是星期天，秉德，等会儿跟我一块到北戴河去，七妈有事要跟你谈’。北戴河？伯伯、七妈每年会去那里休养、开会，但从来都不让我们跟去。我猜，这一次七妈是为了谈我的感情问题。到了北戴河，七妈亲热地抱住我，然后拉着我去海边散步聊天。她告诉我，她托人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了解了一下那个男孩的情况，说这个人学习挺好，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有时候跟苏联的女孩子接触时比较随便。说完，她让我自己考虑。我立即明确表示‘那就算了吧’。
“两年后的一个深秋，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留苏的学生。像往常一样，我又将谈朋友的事告诉七妈。一天晚饭后，七妈邀我去院子里谈谈。我担心她的身体受寒，她却不在意，戴上围巾、穿上大衣坚持要在外面谈（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防止被窃听）。我挽着七妈的胳膊，沿着西花厅里院的小径缓缓而行。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七妈告诉我，‘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虽然本人很优秀，但是他在苏联留学，一定有很多苏联同学和朋友。如果你们真的成了夫妻，要经常出入西花厅，克格勃会不会利用这层关系？这种可能性恐怕我们不能不考虑，你看呢？’其实，我当时对这个人真的很满意，可是对于我来讲，伯伯、七妈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事绝对不能影响他们。于是，我又一次果断地与对方分手。”
等到周秉德二十六七岁还待字闺中时，她的妈妈王士琴已经很着急了。在那个年代，周秉德真算得上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了。“1963年的一天，我妈妈到伯伯的警卫秘书何谦家做客时，聊到我的个人问题。何谦夫妇就把住在他家楼上的沈谦大夫的儿子沈人骅介绍给我。认识沈人骅后的那个周末，我回西花厅时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七妈。一听说沈人骅的爷爷是沈钧儒，七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沈钧儒先生与我和你伯伯都熟悉，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是我们党的诤友。他的四个儿子里面，大儿子沈谦是最进步的。但沈人骅的人品个性如何，还要靠你自己多接触一段时间，多做些了解，看看能否志同道合地共同生活。’
1988年2月5日，邓颖超与周秉德及其丈夫沈人骅在西花厅合影。
“我和人骅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很是谈得来，就定下了终身。1964年9月的一天，我去西花厅告诉伯伯、七妈我准备结婚的消息。那天伯伯正好在家，他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22英寸配好镜框的七妈拍摄的庐山风景照送给我作为结婚礼物。从那一天起，无论我的家在西安、贵州还是北京，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的床头。七妈则像嫁女儿一样，从缎子被面、毛织被面、毛毯、枕套到成双成对的带盖茶杯、磨花玻璃大糖罐等等，准备得一应俱全，既漂亮又实用。
“10月1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我们没有举办结婚仪式，也没有婚宴，只备下糖果、茶、瓜子、花生，有空的亲戚朋友过来坐坐，就算是参加婚礼了。没想到，那天七妈和她的秘书张元阿姨提着一个大包也来参加我的婚礼。七妈身体虚弱，爬上三楼后呼吸都急促了不少。因为公婆对至亲都没有吐露我和伯伯、七妈的关系，所以当沈人骅的姑姑沈谱、姑父范长江看到七妈时感到非常惊奇，又很开心。他们对七妈说：‘我们侄子结婚，怎么惊动您啦？’七妈喜上眉梢，笑着说：‘是你们的侄子结婚，也是我们的侄女结婚呀。我怎么能不来！秉德是恩来的大侄女。从小在我们跟前长大的，嫁她就像嫁女儿嘛。”
那段岁月：“告诉秉德，我快不行了”
周秉德 王玉璘 摄
周恩来逝世后，周秉德常常回西花厅看望伯母邓颖超。
在周秉德的记忆中，伯伯和伯母从来不过生日，但1988年是个例外。周秉德讲到这个话题，明显开心了不少：“那一年，七妈身边的同志胆子变大了，他们想给七妈办个生日聚会，就提前通知我们姐弟几个带上各自的另一半，2月5日去西花厅聚会。那天我们到了以后，七妈的秘书赵炜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准备了寿面和蛋糕。凡是今天来的，每人交5元钱，就算是给七妈买蛋糕了。她还嘱咐我们，对七妈只问好，别提生日的事。
“七妈见到我们很高兴。她看到屋子里出现的生日蛋糕时，显然已经知道今天聚会的主题。我想，作为一位84岁的老人，她非常理解身边同志们的良苦用心；作为长辈，她也为孩子们的到来感到欣慰。但是，伯伯和七妈几十年坚持不过生日的原则，她绝不含糊。七妈看似接受了我们的安排，但她还是严肃地向我们重申了党中央关于不许给领导同志祝寿的规定。七妈坚决地说：‘你们的伯伯在世时就从不过生日，这一点我和他是一致的，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七妈和我们拍了几张合影，但因为当时党中央还没有批准七妈离休的报告，我们不敢随便照相，就连七妈与我们一起吹蜡烛、切蛋糕的镜头都没有留下，这也成为我们的遗憾。”不过，那天西花厅工作人员冒着被批评的“危险”，为邓颖超举行了一场绝无仅有的朴素的生日聚会，让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的她体会了一次普通老人家的天伦之乐。每次想到那天伯母脸上的笑容，周秉德就对组织那次活动的人感念于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颖超基本是在轮椅上度日的。1991年7月，她因病住进北京医院，院方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好在最后成功脱险。第二年夏天，她的病情开始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6月22日晚上7时许，邓颖超突然呼喊：“秉德、秉德。”她的秘书高振普对她说：“我打电话让她来吧！”邓颖超轻轻地回答：“那就太麻烦她了。你告诉她，我快要不行了。”周秉德急忙赶到医院，伏在她的耳边向她问好，并转达亲戚们的问候。她说：“秉德。你好，都好，都好吧？”她说话很吃力，可周秉德明白她是在问候周家的亲戚。
周秉德知道邓颖超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一直陪在伯母的身边。周秉德告诉记者：“七妈经常处于昏睡状态，我和她说话，她睁开眼，过一会儿又闭上了。我摸摸她的手，她攥攥我的手，就这样无言地交流着。7月7日，因我带了两箱饮料去医院，以表示对秘书和医护人员的感谢，躺在病床上的七妈还费力地告诉我‘下次别带东西了’。后来，医院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专家们在紧张地会诊、抢救，我就在那一直忐忑、紧张地守着，直到晚饭前七妈的症状有所缓解，我才准备离开。走之前，我到七妈的病床前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这，竟是我和七妈最后的对话！11日早上6时许，我接到医院里高秘书的告急电话，迅速赶到医院，当看到走廊上原来的临时隔断已经撤掉了，我就知道，七妈可能不行了……
“我在七妈的遗体旁站着哭了很久，看到了几位国家领导人前来与她的遗体告别。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我突然想到自己的责任，于是立即打电话将这一噩耗通知了能联系到的亲属。”
在转运邓颖超遗体到太平间时，周秉德坚持和医护人员一起推车，她想陪最敬重的伯母走完最后一程。尽管时隔多年，周秉德回忆到这里，难掩悲伤和不舍。她对记者说：“你知道吗，当时，我扶着她的身体还能感到她身上的余温。但她已经没有呼吸，心脏不再跳动，永远也不会‘秉德、秉德’地唤我了……”周秉德的眼中泛起涟漪，她状似不经意地用指腹扫过眼角，偷偷拂去泪珠。
当年，那个初到丰泽园憧憬着新生活的少女，如今已是满头银丝的耄耋老者，时间无情地流转，带走了她最敬重和深爱的两位长辈。可是只要记忆仍在，思念未断，他们便一直在她的身边，在我们的身边……
文中所示照片为周秉德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2月2日 总第4094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