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热度持续。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官微发文，讲述了一个电影没拍的故事——
据了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及附属同济医院，有一卷珍藏的档案记载了同济志愿手术大队在抗美援朝中救死扶伤的历程。资料记载，大队有队员155人，其中75人立功。医疗队中知名专家教授数量居各队之首。1951年1月到1952年3月，他们创下多个第一：手术人数第一、教学时数第一、专题学术报告次数第一、编写战地医学教材门类最多。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医生打着石膏说要去“弥补遗憾”
1950年12月15日，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成立，号召各医学院校、医疗单位组织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
当时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当时尚称中美医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很快组织起一支独立建制的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被命名为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一大队。
林竟成被任命为上海志愿手术总队副总队长兼一大队大队长。刚做完腰脊椎吻合手术，穿着重重的石膏背心的他在动员会上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从事了8年战地医疗工作，常常抱憾，未能为中国最优秀的儿女、 为人民解放军伤病员尽过力，这心情是别人难以理解的，现在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了，我志愿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去完成我们神圣的任务。”
而外科学教授裘法祖经历过二战硝烟，1946年带着德国妻子和3个儿女回母校任教。他开始顾虑重重：若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丢下德国妻子和3个孩子怎么办？但他明白，战场上正需要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妻子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丈夫参加医疗队。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离世的吴孟超院士正是裘法祖院士的学生。裘法祖院士于2008年6月14日逝世，享年94岁。而那一年的5月26日，他还在为汶川地震灾区来武汉的42名伤员会诊。
很快，自愿报名人数超过300人，113人被批准出征，于1951年1月26日离沪北上。8个月后，又一支以42名师生组成的手术大队再次出发。
有时一天负责二十多台手术的麻醉工作
医疗队多是医术精湛的专家，为保护国家卫生科技人才，经上级批准，不开赴朝鲜前线，在边境救治伤员并培养医学人才。
但医疗队工作条件与上海相比显得十分艰苦。尽管队员们出发时从上海调配了大批优质手术器械，装箱运来100多个手术器械包，然而药品缺乏，全院只有300支青霉素的配额，经过院长批准才能使用。
裘法祖、张涤生及王飞鹏、耿兆麟、刘春生、戴植本这些日后成为我国外科界翘楚的医生，日以继夜地忙着做手术。外科医生金士翱负责组建专门的“麻醉小组”，他和另一位外科医生，有时一天负责20多台手术的麻醉工作。
为了使大量烧伤、冻伤官兵能够得到集中医治，在颌面外科专家张涤生建议下，“冻烧伤治疗中心”建立，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整形外科治疗中心，后改建为志愿军后勤部颌面外科治疗中心。
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统计，两个大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手术2239人次，教学8843小时，专题学术报告88次，编写战地教材涵盖耳鼻喉科、眼科、矫形外科、腹部外科、X光及石膏绷带等多个学科，均为各队之首。
戴着军功章回校 他收获战地爱情
戴植本是手术大队的外科医生，何绣章是外科护士，当年他们同时踏上了北上抗美援朝的列车。共同的使命，相互的关爱，让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近了。
正当他们憧憬着完成医疗队任务回上海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决定抽调一批年轻医生进行野战外科集训，培训一批战地医生。戴植本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何绣章积极支持他。
1951年9月，戴植本进入志愿军野战外科训练班，3个月后赴朝任医生兼任军卫生队教员。
他曾提到过消灭南朝鲜伪首都第一师（白虎团）的那次战斗，也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戴植本说，常常是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从眼前飞过。一次竟有两枚重达500磅的航空炸弹落在身边，幸而没有爆炸，事后大家还和炸弹合影。
朝鲜战争停战后，戴植本戴着朝鲜政府授予他的一枚军功章回到学校，迎接他的有师长，还有爱情。著名妇产科专家、医院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金问淇教授亲自为这对功臣主持婚礼。
岁月留痕勋带、奖状、纪念册提醒着我们曾经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在祖国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