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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金手”医档案 工匠精神耀兰台

——访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档案修复专家刘小敏

作者:实习记者 李安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10-25 星期五

刘小敏近照 实习记者 李安涛 摄

    近几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引发了社会对文物修复的关注和热爱。人们既惊叹于文物修复工匠妙手回春的技艺,也深深折服于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档案修复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工匠,他们每天和一件件堪称文物级的古籍、书信、档案打交道,一片片破碎的档案经过他们的手变得完好如初。而提到档案修复就不得不提中央档案馆的刘小敏,这位档案修复领域的“大国工匠”。前不久,记者走进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档案馆档案修裱室,实地探访了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奋战在档案修复一线的刘小敏。

    记者走进修裱室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中央的一张大红案子,屋右侧则是一面粘满破碎纸屑的淡黄色大纸墙,和大红案子面积相当。经刘小敏介绍,大红案子是修复档案最主要的工作台,如同医生的手术台;大纸墙则是档案修复完成后用来粘贴、晾晒档案用的。随后,刘小敏向记者介绍了摆放在大红案子上的毛笔、喷壶、棕刷、镊子、竹签等修复工具的具体用途。面对破损的档案,档案修复员或埋头桌案细心检查一张张泛黄的纸张,或用棕刷小心翼翼地为档案除尘、去污,或用喷壶喷洒药液为档案脱酸……这些就是刘小敏每天的工作,看似机械、简单,却极其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细心。就这样,刘小敏44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桌案前,从未离开档案修复岗位。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1975年8月,19岁的刘小敏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从事档案修复工作。一次,部里接到任务要修复《捻军作战图》,奈何师父生病,不能亲自指导修复工作,刘小敏便独自承担了这项修复任务。那时,刘小敏接触档案修复工作才3年多,但她没有推辞。

    《捻军作战图》是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起义军的作战图,由图画(作战实况的素描)和奏折(记录战况的文字)组成,共72幅,每幅图约1.5米宽、3米长。修复任务十分艰巨,要求修复者要有丰富的修复经验。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刘小敏一接手便查阅相关资料,跑去故宫请教专家。由于作战图展开后面积非常大,工作台难以放下,她便将作战图展放在地面,每天趴在地上一幅幅地除尘、去污、展平、修复……20多道工序过后一幅图才算修复完成。72幅图的修复工作前后持续了1年才最终完成。“好多人都说过‘这活儿我干不了’,但我没说过。”刘小敏说,“人这辈子,有的工作接触过,有的工作没接触过,但只要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就要敢于应对挑战,不要总想着推脱。”由于手法灵活、技术娴熟、手速超快,刘小敏还得了个“小金手”的称号。

    刘小敏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一次拓印碑文任务中需要一种用头发做刷毛的刷子,而制刷店却不出售这种刷子。刘小敏毫不犹豫地让店家齐根儿剪掉了自己留了很久的长发,做了3把刷子,解决了修复工具的问题,任务也圆满完成。“头发还可以再长嘛!”刘小敏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档案修复任务难度不一,但不管接到多么高难度的修复任务,遇到多么大的修复难题,刘小敏从没想过退缩,每次都是迎难而上。“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是京剧《红灯记》里的一句戏词,也成了她的座右铭。

“工作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时就得牺牲”

    1980年4月,明清档案部从故宫博物院独立出来,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刘小敏也随之调入一史馆。1987年3月,刘小敏被派往拉萨支援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现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档案修复工作,随行的还有2名同事。

    那时,西藏档案馆连办公用房和基本的修复工具都没有,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帮助档案馆开展工作,刘小敏和同事只能把原来堆满档案的平房腾出来办公,又从北京带来了档案修复用的工具、纸张,还托运来了大红案子。在承受着强烈高原反应的同时,刘小敏开始了她在拉萨的档案修复工作。

    当时,刘小敏已为人母,家里有个3岁的女儿。因通信条件落后,她与爱人只能靠每周写信联系,爱人为支持刘小敏工作,信中从未提及女儿想妈妈了。直到收到同事的来信,她才知道女儿有多想妈妈。同事的信中说:“孩子一边嘴上说不想妈妈,一边眼泪止不住地流。”看完信后,刘小敏手捧书信,泣不成声。

    在西藏工作的7个月里,刘小敏和同事帮助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建立了档案修复室,培养了4名藏族档案修复工作者。为了工作,刘小敏忍受着对家人的思念之苦,努力适应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将自己的技艺和精力奉献给了国家的档案事业。回忆起这段经历,她说:“工作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时就得牺牲。”

“在幕后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默默奉献”

    2010年,刘小敏从一史馆调入中央档案馆技术部。2016年虽已临近退休,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工作热情丝毫未减,坚持完成了《拉贝日记》的复制工作。

    《拉贝日记》是由德国人约翰·拉贝记述的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日记,其中包括80余张现场拍摄的照片,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具有很高的档案价值和文物价值。2016年4月,约翰·拉贝的后人将《拉贝日记》南京卷,即《敌机飞临南京》1至6册(共8本)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

    《拉贝日记》入馆后,刘小敏便接到了制作2套《拉贝日记》仿真复制品的任务。然而拿到《拉贝日记》后,刘小敏竟无从下手。因为《拉贝日记》的装订方式与国内档案按沓的装订方式不同,其采用按页的西文装订方式(国外的一种精装技术),全书每页纸张的大小不一、类型特殊,不易寻找替代品。为突破这一瓶颈,刘小敏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结合每日所学内容进行摸索,最终找到了油画画布作为原材料进行复制。同时,为解决常规细线装订带来书本厚实、臃肿的难题,刘小敏大胆改用粗线装订,终使难题迎刃而解。

    为按时完成任务,刘小敏每晚加班到深夜,吃住都在单位,1周才回1次家,前后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就这样,刘小敏顶着极大的工作压力顺利完成了退休前最后1项大型修复任务。提起那些不为人知的日日夜夜,刘小敏说:“在幕后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默默奉献是档案工作者的天职。”

“工匠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就是‘精益求精’”

    档案修复工作者有时是手持“手术刀”的医生,有时又是木工、力工、画家、化学家。每一个“工种”、每一道工序都要求修复者必须做到严谨细致。一言以蔽之,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刘小敏的工作经历便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的深刻内涵。

    “工匠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就是‘精益求精’,这个太重要了!”谈到工匠精神时刘小敏如是说。修复《捻军作战图》、支援西藏档案工作、复制《拉贝日记》……每一项工作刘小敏都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全力以赴。从事档案修复44年,她磨掉了从小粗心的毛病,磨出了做事的耐心和细心,也磨成了档案修复领域的“大国工匠”。

    同时,为更好地将档案修复技术传承下去,弘扬工匠精神,刘小敏几十年来专注并投身于档案修复人才的培养,她希望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不断壮大档案修复的人才队伍。“有的人比较保守,不愿授出自己的所学,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像档案修复这种技术只有手把手教才能传承,不教怎么传承?”经她手把手指导的学生达30余人,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一些学生也慕名而来跟她学习档案修复技术,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徒弟满兰台。

    刘小敏对年轻学生也有着自己的要求。人品是第一位的,“有技术无人品,能干这个工作,但干不长远”。其次,要练好基本功。刘小敏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就是得益于师父刘宝元对她的“脱纸”(两张纸用纸浆粘成一张纸且能揭开)训练,使她受用终生。她还认为,年轻人要尊重老同志,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尤其要学习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做到“医”者仁心。

    除了不断锤炼档案修复技术外,刘小敏在理论上也追求精益求精。援藏回京后,她围绕“西藏和北京在档案修复材料和修复方法上的异同”问题发表了人生第一篇论文。此后,她积极参加档案修复的专业会议或论坛,曾连续3届担任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委员,还受邀到各地为档案专业的学生讲课,至今已发表论文40余篇。

“很珍惜一生的档案修复经历”

    修复档案是穿越古今,与历史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这些档案都是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就是碎成渣,我也要一页一页把它们修好。”刘小敏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她的诺言。上万件破损的档案经过她的“金手”,修复如初,使得历史的本真得以还原,也告慰了革命先贤。

    “修复一件破旧档案,过程十分枯燥,而且陈旧的档案很脏、都是灰尘,长年工作也使我患了咽炎、肺炎等职业病,但档案修复好后,特别开心,非常有成就感。我们是档案医生,是延长档案寿命的白衣天使。就像医生把一个垂死的病人给救活了,自己肯定非常高兴。”当谈到档案修复工作带给她最大的乐趣时,刘小敏这样说,“我喜欢档案修复,不想离开这个行业,很珍惜一生的档案修复经历。”2016年12月,刘小敏退休后被返聘。至今,她依旧坚守在心爱的档案修复岗位上。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对刘小敏来说,则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从故宫到一史馆,再到中央档案馆,几十年间,无论“营盘”如何变换,时光如何流转,在刘小敏的内心永远不变的是对档案修复工作的执着与坚守,对档案事业的忠诚与奉献,对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24日 总第3440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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