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如何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迈进小康社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从云南省临沧市孟定镇芒艾村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回来以后，我至今仍然对那段扶贫日子记忆犹新。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每天早上必吃的一碗米干（云南一种小吃，也叫卷粉）。
每天早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不仅是吃早点的高峰期，也是出售胶水的高峰期。从村委会办公室到早点摊要经过村子里的一处收胶点。少数民族的老乡们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拉着胶水络绎不绝地来到收胶点，大家的脸上都挂着笑容，笑容里写着满满的收获。对于这些少数民族老乡来说，他们最大的安慰就是自家的胶水能够卖个好价钱。我每天会借着吃早点的机会和村民们聊一会儿，虽仅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却能让我更近距离地走近村民们，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米干，有时我去晚了，他们总会把最后一碗米干让给我吃，经常还会给我额外加分量。被村民们这样的善意包围着，始终让我心怀感恩。于当地村民来说，我不仅是村里的扶贫干部，也逐渐变成了村里的一员，成了村民们眼中熟悉的“自家人”。
刚到芒艾村时，村支书告诉我们，目前全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8户，全村有信心通过多方努力，争取早日全面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出列。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我们扶贫小组成员在组长的带领下，趟着泥泞小道，走进村民家中，老乡们热情温暖，为大家端茶送水。大家围坐一起拉着家常，听着他们述说着各自家庭的困难和负担，从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绝望和抱怨，而是希望和感激。我们用笔记录下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困难，用相机拍下堵在他们脱贫路上的现实窘境。
走访中，我们遇到了一户人家，户主叫余跃明，是傈僳族人。“傈僳族现在使用的姓氏有余、李、罗、豆等，这些姓氏都是傈僳族人的本姓，余跃明是我的汉语名字。我今年已经56岁了，家里共4口人。妻子50岁，常年生病，无法干重活。家里还有一个重病需赡养的姐姐和一个小男孩，负担比较重。”余跃明说。谈及他家的贫困情况，余跃明的妻子打开了话匣子，家里仅仅种了6亩橡胶、8亩多玉米，家中只有余跃明能干活，收入不高。谈及下一步规划，余跃明说，“我姐姐和妻子的病情是导致家里贫困的主要根源，我希望能为她们找到好医生，减轻他们身上的痛苦，同时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谈到新房子的时候，余跃明的眼中闪耀着期待的光芒，他很希望全家能住上大房子。
走访完余家，让我深刻感受到“贫穷不坠其志”的含义。无论多么贫穷，他们始终在向着脱贫的方向努力，他们的物质生活虽贫瘠，但精神层面始终丰厚。在这样的精神推动下，怎么可能走不出贫困呢？
一次，在与村民交流中，我发现村里党支部存在着党员活动匮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组织的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啃下扶贫攻坚的“硬骨头”，需要把党的建设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芒艾村实际，我向村党总支建议，组织村里党员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这一提议得到了村党总支成员的一致赞同，最后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为村里的党建促进扶贫工作开了个好头。
还有一次去看贫困户安居房的时候，恰好赶上大雨天。我们骑的摩托车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逆风而行，村道上少有行人，路边是茂密的香蕉林和橡胶林。越接近大山深处，山谷越来越崎岖，山路也越来越窄，凄清迷蒙的烟雨中，只听得到我们呼吸的声音。就这样，经过约1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看到了一座座未建成的房屋，它们坐落于山路的边缘或村子中间，大概因为停工许久，林立的钢筋开始生锈，显得破败不堪……到了一个贫困户家得知，这家贫困户在2017年3月份就开始拆房动工，但补贴资金6月份才到位，由于准备得不充分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将这些情况一一记录了下来，进一步寻找解决的办法。
随着扶贫时间的推移，我和村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这段扶贫经历让我明白：要干好农村基层工作，离不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支持。扶贫要扶到百姓心坎上，扶贫工作者不仅要做好“上通下达”的联络者，也要做最接地气的实践者，埋头扎根到田野中去，对百姓的事情敢于负责、勇于负责，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
扶贫工作不是扶贫干部的“独角戏”，而是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的“大合唱”。现在想来，也许正是一碗米干，画出了我和村民之间的同心圆，架起了我和村民之间的桥梁，消弭了我和村民之间的距离，帮助我们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月18日 总第3170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