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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记忆

作者:刘金树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12-28 星期四

    40年转眼过去了,当年那场激荡人心的高考仍然记忆犹新。为什么一场考试引起了成千上万人参与,其实很简单,参与的人无非是要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现有的境遇。我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知青,在农村有10个年头了。在这10年中,我经历了两次“被推荐”和一次高考,可以说是念了3次大学,只是最后这次恢复后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难跳“农门”

    在1969年下乡一年后的秋天,我被抽调到农村一个学校当民办教师。不久,公社在各学校抽调人员到大学学习外语,结果我被选中了。原因是,我是重点中学10年一贯制的学生,初中、高中学了5年俄语,算是外语基础好的。其实,我心里对外语最没兴趣,不想去学。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不得已还是去了。在辽宁大学外语系学习一年后,按照当时“社来社去”的政策又回到了农村的学校。这是我第一次上大学。

    1972年春,全国开始正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因为我没有后台,并以我上过一次大学为借口,没选我去上学,而我们大队选的是两名初中生。为了安慰我的情绪,让我去辽宁大学中文系招收的进修班学习。一年后,我又“社来社去”回到了农村。虽然浪费了一年时间,却在几千人的学生中第一批入党,算是一大收获。这是我第二次上大学。两次跳“农门”不成,只能在农村安心扎根了。我先后在农村中学当民办教师,1976年在公社五七农业大学担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春到公社供销社做管理中草药的采购员。心灰意冷和碌碌无为,是我下乡近10年的写照。

平地惊雷

    1977年秋,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就像平地上的一声惊雷,人们传播着、议论着、兴奋着,不管是否与自己有关系。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比别人晚了很长日子。一次,我骑车到一个果园检查中草药生长情况,路上遇到原来一起在学校工作的林老师。她老远就大声喊我,告诉我恢复高考了,说我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听了这个消息我并没太在意。过了几天,供销社和我同科室的两个小青年也把同样的消息告诉了我,这才引起了我的重视。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抓住人生的最后一次机遇,作一次最后的拼搏和冲刺。

    当我决定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时,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传开很长时间了。考试首先要取得资格。我是67届高中生,而招生的通知中有“注意招收66、67届高中毕业生”的字样,我们这些人必须要有毕业学校的证明。一天下午,我抽时间来到久违的母校沈阳五中去开证明。班主任见到我很高兴,拼命劝我报考理科,说我的数理化学得那么好,不考理科可惜了。我分析了当时的报考形势:经过10年时间,这次报考的人很多,一部分人竞争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原来重点中学的老高中生竞争力更强;要想成功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考文科要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会在文科考生中占绝对的优势,而如果考理科因为荒废了10年,物理、化学已不占优势;我在中文系进修过,语文考试大概问题不大,历史、地理虽然都忘了,但两科一张卷。综上所述,我认为报考文科的把握会更大些。我对老师说,经过10年农村的磨炼,我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存在,只希望考个学校来改变自己的境遇,如此而已。班主任听了我的陈述默然无语,大概已经理解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考试的结果恰恰被我事先所言中,我的成绩比录取线高100多分,其中数学考了99分。

    准备高考的日子是十分困难的。那时,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大儿子已经快4岁了,妻子怀孕在身,我们两人每月分别有37元和32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我根本没想要请假在家复习。如果请假,不但经济上不允许,也怕考不上“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复习就成为比较困难的事,只好挤时间勉为其难了。那时,我每天早上7点就得上班,还要承担学习辅导员的职责,领着科室的同志念报纸、学文件,一直学到8点。晚上依然学习,结束后已是7点了。当时我已经是党员,总感觉复习考大学是自己的事,不能耽误工作。高考一天天逼近,每天我都在晚上8点吃完饭后复习课程,到10点结束。那时妻儿已经熟睡,我一个人在夜晚或演算题目,或静静地看书,看累了就睡,因为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这样的日子过得挺快,心里总觉得没什么把握,但数学的水平却恢复得很快,连没学过的东西也都搞明白了,而政治、历史、地理、语文不知道能考什么,书又找不全,只好临场应变了。

仰天大笑

    1977年12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彻底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关键日子。头一天夜里,沈阳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把整个天地都染上了纯洁的白色,似乎要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掩盖掉,给考生一个干净、美好的印象。早晨6点多,我带着那张000579号准考证,骑着自行车奔赴10多里外的考场——东陵中学。天气不是太冷,但仍然飘着雪花,路上的雪很厚,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赶到那个中学。

    在那个中学的院子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知青。人群中我看到了在中学时教过的学生,看到他们好奇的眼光,心里感觉有丝丝的苦涩和羞愧。看到和我一样的老高中生中,不少人的两鬓间已经有了白发,额头深深的皱纹记录了他们在农村遭受的10年风霜,为了挑战命运,改变命运,不得已选择了上考场。他们比别人承担各种舆论压力要多,承担着心理上的折磨。看到这些老高中生,很容易就想起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天上午考的是语文,一看到作文题我就乐了。高考作文是两个题,一个是“谈青年时代”,一个是“在沸腾的日子里”。原来,我在考试前做过一篇题目“让青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的文章。待做完了所有的基础题后,我很顺利地写完了作文,最后又把参考题做了。在答卷的时候,我总觉得监考老师一直站在旁边看我的卷子,后来进来一个监考巡逻的男老师,他俩一同看我的答卷,弄得我不知所措,以为哪个地方答错了,把答过的题看了好几遍。当我提前半小时交卷走出教室后,听到身后有急迫的脚步声,接着肩膀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一回头,原来是监考巡逻的老师,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称赞我的作文写得好。中午吃饭时,我们几个老高中生聚在了一起,议论中大家对考试的情况并不乐观。我心里明白,这些老知青经过10年在农村的生活,处境差距巨大,但是高考又把大家拉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有些人考得确实不理想。下午考政治,我虽然觉得不是很满意,但答得也不错。两场考试使我兴奋起来,觉得自己的状态非常好,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中学时代。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答题非常顺利,除了第七题费了些周折外,其他的没遇到什么障碍。为了保证准确,每道题做完后都进行了验算。中午,当我走进那间老高中知青们聚集的教室时,他们正在议论刚刚结束的数学考试。听了他们的议论我笑了起来,于是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我,共同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错的,大家立刻震惊了,有的人马上流露出怀疑的眼神。我站在教室中间,把考卷上的7道题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得数都说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他们更加震惊,有的人连连拍大腿说,完了,完了,及不了格了。最后的一科是历史和地理,虽然大部分都忘记了,但及格是没问题的。

    走出考场,我想呐喊,我想痛哭,我想大笑,10年在农村遭受的种种压抑、打击和排挤,似乎都得以宣泄而烟消云散了。我突然想起了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诗句,也许这句诗最能体现我当时的心境。

焦心等待

    考试之后是焦心地等待。日子一天天过去,各种消息不断传来,转眼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时得知招生办通知一些考生体检,我内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又过了20多天,终于等来了让我体检的消息,我松了口气。一天下午,我刚一走进办公室,同屋的内勤兴奋地告诉我,说辽宁大学的一位老师来过了,老师说我考上辽宁大学中文系。我细问老师的模样,知道是原来进修外语时的历史系张老师。事后,我知道张老师先到我家找我,没找到才来到我的单位,并在单位一直等了我3个小时。张老师年过50岁,特意骑自行车走了七八里路把消息告诉我,可见对我关爱之深,理解之深。

    是啊,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有什么比改变命运的信息更值得高兴呢!后来我才知道,1977年和1978年,我国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空前绝后的1160万人。当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据《辽宁日报》2013年6月1日刊发的《一九七七年高考辽宁有万余人闯过独木桥》一文载:1977年的那场高考,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前途命运,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辽宁省档案馆的李影,她经过查档认定,当年11月5日至15日为全省高考报名时间,12月1日至2日为考试时间。这次辽宁的高考由于是大学和中专兼报,并积压了11年的毕业生,人数达历史之最,达到47.79万人,考场设到了公社,全省城乡共设1522个考点,1.74万个考场。1978年1月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共有121所高校计划在辽宁招生8732人。加上3月对“老三届”的补录,共录取新生10844人,录取率2.27%,比全国的4.76%低得多。其中,知青共有6443人,占59.4%。我是当时那8000多人中的一个。到大学以后,我才知道,66、67届老高中生每班36人中仅有两人被录取。当时,文、理科的语文、数学考卷是一样的题,但老高中生与25岁以下的青年录取标准是两个。我能够考上大学是多么的不易!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飞雪迎春的日子——1978年3月3日。那天早晨,迎着初升的朝阳,踩着厚厚的白雪,我走出村庄,踏上了上大学的路,身后是4岁的儿子跟着送行,雪地上留下了我们父子俩深深的脚印……那一刻,是悲是喜,是恨是爱,都说不清楚,只有热泪双流,滴落融化在我曾工作生活10年的土地上。那一刻,是我10年知青经历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转眼20年、30年、40年过去了,10年的知青生活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委机关,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档案局馆长、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等职务,时时提醒自己要用积极工作来报答党和国家给我的这次机遇。40年后的今天,我已到古稀之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回忆是痛苦的,痛苦之后是一种感情上的满足,是一种对人生的总结,也是一种思想的深化和升华。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人生更美好。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政协辽宁省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档案局馆党组书记、局馆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常委、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1月27日 总第3148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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