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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传奇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作者:杨冬权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10-16 星期一

    每个人的高考都有故事,但每个人的高考故事都不一样,也不是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传奇性。

    我的高考故事可谓传奇。我参加过两种高考制度下的两次高考,对两种高考制度都有深切体会;我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高考中,又经历了初考和复考两场考试,这在全国各省中为数不多;然后在初考失利的情况下意外又获得复考资格;复考时,还因在考试前一天晚上的一次借书复习和在上考场前上厕所路上的一次和陌生人闲聊,意外得分,最终被重点大学录取,开始了由农民到局长的人生转折和华丽转身;同时,复考中,自己平时的爱好学习也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能够上大学,国家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努力起了基础性作用,个人幸运起了关键性作用。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这次恢复高考,不但改变了国家的未来,而且改变了因此而受益的无数个人的命运。今天,“草根”逆袭成为很多人的梦想。我的高考故事,既具有传奇般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又有着“草根”逆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可以深刻说明国家政策与个人努力、个人幸运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完整地诠释三者的不同作用,因而更富有人生的启迪意义和教育意义。因此,我愿以此文来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

恢复高考前的一次高考:考得好但上不了

    我出生在苏北淮安一个叫毕圩的小村庄,全村从来没听说历史上有人中过举人、进士或上过大学、留过洋。我的祖辈世代务农,读书识字的很少。我父亲读过几年书,算是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了,因而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他在村里的伙伴们,有人读书比他多、比他好,因而成为“吃皇粮”、拿工资的公职人员。所以他很羡慕人家,便尽力让我们兄弟读书上学,企图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

    我1955年出生,5岁上小学,1966年小学刚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1968年至1972年又上了初中和高中。这时,大学已停止招生,很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读书无用论”在全社会泛滥,很多人不愿让孩子读书,但我的父亲坚持让我和哥哥一同上中学。兄弟二人同上一个班,在我们全公社和全中学,这是唯一的。但高中毕业后,我们只能回乡务农了。

    1975年夏,有一天,一名大队干部让我填写一张表,说大队推荐我上大学,原来这是一张大学招生推荐登记表。此前也知道,全国的大学自从1966年停止考试招生后,1972年又恢复招生,但招生办法不是考试,而是由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由于“走后门”现象渐渐严重,所以不少地方推荐上大学,凭的是“关系”或“后台”,而不是表现和业绩;看的是出身或成分,而不是水平和能力。自己深知,我的家没有当官的亲戚、朋友这样的“社会关系”,反而有一个在台湾的叔祖父这样的“海外关系”,自己不可能被推荐上。所以,看到这张表,自己不禁感到意外了起来。后来得知,我遇上了一位“伯乐”。这位“伯乐”是我们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姓陶,人称陶委员。他这时正好在我们大队蹲点。之前,全国学习小靳庄,我们大队搞文艺活动,担任生产队会计的我,自编了一台文艺节目,由我们队32名比较年轻、有文化的社员参演,我也是演员之一,并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当导演。这台节目,除了有独唱、对唱、小合唱、表演唱、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之类的小节目之外,我还和另一社员表演了一段相声,表现的是我们一个冒雨坚持劳动的场面。由于农村人没见识过相声这种形式,再加上表演的又是日常劳动,生活味儿浓,所以这台节目在参加全大队会演后,很受欢迎,我也声名鹊起。陶委员不但对这台节目大加赞赏,请公社领导和外地到我公社的参观人员来看这台节目,还对我本人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一个人才。于是,他就把我作为本大队上大学的推荐人选向公社推荐了。他看到推荐表上我还不是团员时,马上让大队团支书给我拿来一张入团志愿书,让我“突击入团”。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当中,幸福竟然两次来拍我的脑袋。

    我们公社有32个大队,每个大队推荐上去一个人,故这一年我们公社共有32个被推荐者,据说一共有八九个招生名额(含大学、中专、工厂大学等)。这次招生,是由县招生组进行考试。上午考的是文化课,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叫《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又喜欢写议论文,所以,我很快就从什么是法权破题,接着又层层递进地论述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怎样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我的试卷获得招生组的好评,在后来由全体考生参加的试卷讲评中,我的作文被招生组作为范文进行讲评。

    然而,考得好并不意味着被录取。因为公社领导在审批时,是不考虑考试成绩好坏而只考虑考生后台大小、关系亲疏的。所以,当得知某某某被某校录取的消息而自己没有任何消息时,自己并没有惊讶和伤心,因为这只不过证实了此前我们的分析和推测而已。幸福没有再一次拍打我。我的“伯乐”也暗中为我惋惜。他无力继续改变我的命运,因为他只是公社党委委员,而不是公社党委书记——那个决定我们这些被推荐者命运的人。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高考。这是一种虽有考试但不唯考试,也不以考试为主,而只以考试作为“参考”或陪衬,也可以看作是幌子的高考;是一种考试分不及关系分、人情分的高考,是一种能否录取不取决于考生水平和能力而取决于审批者意志和权力的高考。尽管我在全公社考得最好,而且先前还有一个小幸运、小意外,但也最终没有被录取。因为国家的大政策——领导审批,赋予了领导以随意录取的权力;而一些领导们的公权私用,又使得高校录取不是唯才是取或唯表现是取,而是异化为有些人唯关系是取、唯后台是取。据我知道,有的人仅仅小学毕业,但也因自己有亲戚与公社书记关系好而被录取了。更有传闻说,这一年本公社最终被录取的人,全是公社书记一个人的关系户,连与副书记有关系的人也未被录取。

    我是一个“逆来”而能“顺受”的人。我本人对我的未被录取,一点没有难受或激愤,而是照样该干嘛干嘛。倒是我那位耿直的爷爷,不识字但又认死理,觉得我考得好而上不了大学,不公平,因而想不通、气不过,终日激愤、郁闷、伤心,几天后竟然精神失常了,以致白天晚上不睡觉,见人就问:“我们家冬权考得好为什么上不了大学?”经我们兄弟姐妹劝解了好几天,他才又恢复了过来。那种不正常的考试制度,竟然把一个正常的人气得不正常了。事实证明,不公平的考试制度能把好人气疯。这是这场考试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记。

对恢复高考的消息冷漠以对

    1977年9月间,我大队的一名插队知青告诉我,她从南京探亲回来,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建议我复习迎考。我对这个“小道消息”将信将疑,加之已有了上次高考的经历,我已经彻底“认命”了:我就是当农民的命,而没有上大学的命,还是踏踏实实在农村干一辈子吧。所以,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无动于衷,心里连一个复习的念头都没想过。可以说是心如死水、微澜不起。

    大约1个月后,10月20日晚,广播中播出了全国从今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无数人听后热血沸腾,激动万分。符合报考条件又有希望的人,都忙着四处找课本、找复习材料、找复习老师,但我却不动不摇,毫无动静。有几位高中同学来劝我,说你这水平若不报考,叫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报考呀。我被他们带动了起来。于是找出自己已闲置了几年的中学课本,利用空闲时间看一看。这时候,正值秋收秋种和秋季分配的关键时刻,我是生产队的会计,不但要带社员们抓紧干农活,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算分配账,我根本没时间看书。尽管我当时的大队领导和生产队社员都劝我脱产复习一些日子,但我始终没脱产复习,而只在空闲时看看书。

    记得有一次到相邻大队开会,碰到一名教师,他是南京知青,正在复习迎考。他问我的复习进度,我告诉他,初中数学还没有复习完。他惊讶地说:“没几天就要考试了,你连高中数学还没有复习,那你还考什么大学呢?”我淡然一笑说:“陪考呗,考着玩儿。”

    幸好,我的母校老师连续几天每天晚上义务为我们做复习辅导,我每次都去参加了。这可以算是我高考前的一次系统复习了。可惜,这次辅导,只辅导了我们上中学时学到的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等,历史、地理没有辅导。我曾向同学借“文革”前的历史和地理中学课本,但没能借到。因为这时候,“文革”前的中学老教材是社会上最热门的抢手货,紧缺得很,也金贵得很,我哪能借得到呢?所以,直到考试前,我也对我一直没学过的世界历史一无所知。虽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但始终不知道是哪4个。

初考失利,心灰意冷,然而竟又得以复考

    恢复高考,恢复的是中断了11年的高考。从66届到77届,这11年中毕业的初中和高中生,只要年龄不超限,都可以报名。据说江苏全省有200万考生,因而决定分两次考。第一次为初考,由各个行署出题并组织,为全行署统考,由所有报名者参加;第二次为复考,为全省统一出题,是全省统考,由初考成绩达到参加省考标准者参加。全国进行初考、复考两场考试的省并不多,现在知道浙江省也是这样的。

    初考时间我本来忘记了,最近读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回忆文章,因他记日记,故说江苏各行署的考试日期是1977年11月27日,也就是在恢复高考决定公布的一个月又一个星期之后。换句话说,考生们的复习时间总共不到40天。

    初考我报的是文科,考数学和语文两门。一大早,母亲就为我和同样参加考试的哥哥做了米饭,还炒了菜,算是优待了。考场是我熟悉的母校教室。由于抱着无所谓的心理参加考试,所以一点都不紧张。上午好像是考语文。具体题目现在已经忘了,但好像最后一道题是写一篇心得,现在记得写得挺顺畅,没费太大劲,印象较深的是我在文中引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唐诗。整篇文章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自己相当满意。下了考场走到家,2公里路,一点不觉得累。中午满以为有更好吃的,但不料竟然是稀饭,还不如早餐了呢。这个细节,我记得很牢。因为考上大学后,还拿这事同母亲开过玩笑:“妈,你连你儿子考大学都不知道犒劳一下呀?中午就让我们喝稀的!”说实话,那时我们家生活还可以,中午吃干饭也是常事,但我母亲不识字,压根儿就没有把儿子考大学当回事。不像现在的城里人,把儿子高考当作天大事,又租房子又租饭店地陪着、款待着,生怕有一点不周全。

    下午吃完饭,稍微休息了会儿,就又奔走2公里去考场。下午考的是数学。几何、代数、方程等还可以,其他的就不行了,有些高分题根本不会做,开了天窗,心情比较沮丧,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切切实实感到了自己的“不行”,技不如人。出了考场后,路上心想:一共考两门,其中有一门考砸了,复考肯定无望了,今生只能踏实在农村干农活了。所以,心灰意冷,情绪落寞。一进家门,就拿了一把粪叉,默默地到自留地里挖胡萝卜去了。几十年后,当年考什么,我已基本忘了,但考后干了什么,今天却还清楚地记得。

    初考下来,考得好的、有希望复考的人,又接着继续复习了,准备迎接复考;而我这个考得不好、自觉复考无望的人,则像几年前高中毕业后所做的那样,一心务农,没有再做任何的复习。

    12月的一天晚上,我已入睡,忽然听到院子里妹妹在叫唤:“二哥,你的复考通知下来了。”这是妹妹从公社看戏回来了,在公社教书的哥哥知道我复考通知下来后,便让妹妹回来告诉我。由于在睡梦中,加上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自己没有激动,将信将疑地又继续睡觉。第二天,哥哥把复考通知书带回家,我看到后才确信,并又开始在空闲时继续复习我的数学。

    后来才知道,我为什么数学没考好而仍能获得复考资格。因为考文科的考生,只要语文超过80分,则两门考分总计超过115分,就可以参加复考。我就是因为语文考得好,把总分拉了上来,因而即使数学考得不太好,也仍有资格复考。

    我的人生,在这时候,恰恰可以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之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麦地里施化肥,远远看见在公社上学的三弟一路跑来。原来哥哥得知让我参加高考体检的消息后,让他回来告诉我。他比我还高兴,便从学校一路跑回来,急着把这一消息告诉我。

    体检是在县城的师范学校(中专)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学校和这么漂亮的校园。体检中,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近视眼,也因此而明白我以前为什么看人看不清楚。体检休息时,我还第一次坐了沙发,以前只在小说里见过这个词,这次算是见到实物并亲自体验了一下坐上它的感觉。

    复考前几天,公社通知我去填志愿。其他考生都在那儿对着好多学校名字认真琢磨,慎重选择,我则三下五除二地很快填好。每人可填报4个志愿。我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选了一个全省最差的高校: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大专),两个志愿选了两个不同的专业。因为我考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跳出“农”门,转变身份,从农民变成市民,从挣工分变成拿工资,从吃集体生产的粮到吃国家供应的粮,从捧“土饭碗”到捧“铁饭碗”。至于上哪所大学哪个系,都不是我最关心的。选定第一、第二志愿后,又随便选了第三和第四志愿: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这4个志愿中,我真正喜欢的是南大哲学系。因为我在农村劳动时,读到了一些哲学著作,加之自己又爱思辨,并爱和人辩论,因而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他几个志愿,都非我所愿,是出于不得已而随便选的。

    在32个考生中,我第一个上交了志愿表。公社的文教辅导员看了后,中断了手里的活,对其他正在埋头选志愿的考生们说:“大家看看人家杨冬权填的志愿!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填,靠船下篙子,不能好高骛远。北大、清华是名校,但你有那样的实力吗?”没想到,我这低调的志愿,一下竟成了让人学习的样板了。

复考中,幸运之神连连眷顾我

    复考是全省统一的,本来我忘了复考时间,但最近从同学的回忆文章中得知,是1977年12月23日和24日两天。这时,距初考不到一个月。复考在县城进行,我们公社全体考生由公社统一组织于22日下午到了县城,住进了县委招待所。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县城招待所。由于人多,全公社32个考生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在地上睡大通铺。

    吃完晚饭后,考生们没有一个人出去逛街,全都坐在地铺上作考前的最后复习。我没有带复习资料,所以早早就睡下了,想用充足的睡眠来迎考。但是别人都在看书,头顶的电灯一直在亮着。我有一个毛病:照着灯光睡不着。于是便又坐了起来,向周围寻找有什么书借来看。恰好,我见邻铺考生的枕头下有本书,他暂时没有看,于是便借了来,随手翻着看。这是一本中学地理课本,以前我没学习过,当看到有一个叫“暗射地图”的词语时,我不知是什么意思,便好奇地认真看下去。其中看到一幅例图,是中国分省地图,图中有各省分界线,但未标地名,让人填省名。这就叫“暗射地图”。这样,我便第一次把我国的各省位置记在了心里。

    考场设在我们上次体检来过的淮安师范。12月23日,我们早早来到考场。这天上午是考史地。进考场前几分钟,有人提议说,咱们上个厕所轻松一下吧!于是一群人一起去上厕所。就在这上厕所的路上,我自嘲地自言自语道:“嘿,像我这样的人来考大学,不是瞎扯淡吗?我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呀?”没想到身边有个陌生考生竟然接过了我的话,说:“啊哟!你连‘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呀?”我赶忙问:“哪4个?”他告诉我是:希腊、埃及、印度、中国。

    上完厕所,进了考场,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一看,乐得差点叫起来,第一道题,就是一道填空题:要求填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名字,得分4分。我心中一阵狂喜,把几分钟前上厕所路上别人告诉我的知识填了上去。

    后来我知道,别人告诉我的4个古国错了一个,希腊应为巴比伦。这道题,我得了3分。

    但是,这3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的最关键3分。因为这次高考录取非常公正合理:不按考生志愿录取,而按考生成绩由各高校分批录取。这年,南大文科录取的最低总分是280分,而我的高考总分是281.5分,刚过南大的录取线,这样,南大作为第一批录取院校,把我录取了。如果没有这3分,我可能进不了南京大学。我从未梦想过自己能到南京大学上学,但这3分,竟把我未梦过的事变成了真。

    这3分,也是后来实现我一系列人生梦的最关键3分,是改变我个人命运的最关键3分。因为,如果我进不了南京大学,后来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北京,尤其是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更不可能再后来又成为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我也从未梦想过能到北京、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更从未梦想过当局长、馆长,但这3分,也把我这些从未梦过的事都变成了真。

    后来,我常跟别人笑谈说:“我今天的一切,都同当年上了一趟厕所有关。”人生在关键时刻,往往上一趟厕所,也能改变命运。当然,上厕所时也不能闷头不说话,还要善于与别人交流,同别人聊天。在任何情况下,善于与人交流,都是助人成功的重要秘诀。一个有益的聊天,可能让你终身受益;同你聊天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改变你命运的那个“高人”“贵人”。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位同我聊天的人姓甚名谁。

    第一道题的狂喜过后,后边还有狂喜。试卷中间又有一道题:在一幅“暗射地图”中,填上10个省的省名。得分,10分。题中给的中国分省地图,正是昨晚在地铺上从同学借来的地理书中的那幅我已经熟记了的例图。记忆犹新的我,很快填上10个省名。这让我又轻取10分。

    这10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后来又帮我实现人生一系列梦想的重要10分。因为没有这10分,我更进不了南大,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

    所以后来我也同别人笑谈过:“随时随地读书学习非常重要,留心处处皆学问,勤奋时时是机遇。有时哪怕是借别人的书随手一翻,就可能翻出你自己的人生转折来,就可能翻出开启你幸运之门、理想之门的金钥匙来。”

复考中,平时的积累也帮了我大忙

    我的第二次高考成功,看起来充满幸运、极富传奇,但细想来也不全靠幸运,不全是传奇。其中,也有不少得益于我平时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学习。

    比如这一次的作文,就得益于我的一次刻骨铭心的劳动和平时对天气、对环境的观察与记述。

    这次高考的作文题是:苦战。正好这一年9月间,正在早稻成熟尚待收割之际,天气预报有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我立即组织全体社员,夜以继日地加紧抢收几十亩早稻。经过艰苦的连夜奋战,我们终于在台风到后不久便抢收完毕,避免了稻谷大面积受损。大队领导对我队的这场抢收非常满意,事后曾让我写一篇广播稿送公社广播。我看到这篇作文题目,不暇多想其他,马上就决定写这场抢收苦战。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历历在目、活灵活现,加上此前我在当记工员时,常常于休息时,在记工账本的背面,写下对各种不同天气的观察记录以及对各种劳动场景的描述,其中对台风来时的描述,对割稻、挑把(稻捆)、堆把等劳动场景的描述,此时都派上了用场,涌到了笔底。对这次秋收苦战的描写,我自信会打动阅卷人。当时心中还为此窃喜。但在出考场后,其他考生的交谈却浇了我一头冷水。他们说,这篇作文的主题,应该写科技攻关。因为此前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叶剑英副主席的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因此,这篇作文应紧扣这句诗来写科技攻关。我之前背诵过并也喜欢读这首诗,这一下我十分懊恼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首诗。直到考试结束回家后,自己仍为此闷闷不乐。父亲问我为什么,我说作文“跑题”了,肯定考不上大学了。从未做过作文的父亲安慰我说:“抢收也是苦战,不一定搞科研才叫苦战。你这么写不一定‘跑题’,甭担心。”

    再比如这一次的语文加试题,就得益于此前我对古汉语的热爱和钻研。这道加试题是把一篇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文,得分20分。这篇古汉语,我看着看着觉得有印象,曾经读过并抄写过。此前,毕业回乡劳动期间,我曾从别人手里借到一套“文革”前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把其中的每篇古文都研读过,并用毛笔小楷抄写下来,同时还抄写了注释和难句的译文。试卷中的这篇古文,是《荀子·劝学篇》中“君子善假于物”那一段,就是这套教材中的一篇,所以我很顺利也很流畅地翻译了出来,几乎得了满分。回队劳动期间,除了抄过这套语文教材中的所有古文外,还向别人借阅过“文革”前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一册,它收的都是古文名篇,印象最深的是《史记》中关于鸿门宴那一篇,曾经饶有兴味地读过好几遍。特别是还借阅过一本线装本的《古文观止》,每在劳动间隙,我都以此书解乏。我在很多名篇上都写满自己的见解和心得,还对10多篇较浅的古文尝试进行过现代文翻译,当时曾暗下决心,将来要把《古文观止》全部译成现代文。正是这些平时的苦功夫,让我在考试中如鱼得水,易如反掌地以近乎满分完成了这道加试题。上学后同老师聊天,知道我之所以被南大历史系而非哲学系录取,主要是因为我的这道古文翻译题考得好。

    又比如这一次的史地试卷中有一道是关于巴黎公社的题。我在上中学时,对巴黎公社就很感兴趣,对马恩著作和今人文章中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论述等记忆犹新,所以这道题也答得相当完整。

    可以说,我这次高考总分281.5分中,除了那13分是幸运分以外,其余260多分都是靠上学时的学习和劳动时的业余学习所得到的基础分、功夫分、扎实分。没有这260多分作基础,那13分尤其是那3分就发挥不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作用。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偶然中有着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幸运是给勤奋者的见面礼。勤奋和幸运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勤奋作基础,幸运就成为不了关键,而只能作为陪衬,成为流逝的火、飘过的云;成为沙漠中的雨,积不成水。

大学录取通知书圆了我的大学梦、人生梦

    1978年2月18日、19日,连续传来消息,我们公社的两名南京知青先后被上海的两所大学录取。20日,父亲吃完早饭同家里人说:“别人的大学通知书到了,为什么冬权的还没到呢?今天我到邮局去问一问。”快中午时,我在地里挑河泥收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听有人喊:“冬权,你的大学通知来了。”听到这喜讯,我一高兴,双手一摔,扁担竟然从肩上掉了下来。这时我心想,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恐怕这扁担这辈子我也不会再扛起来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父亲上午真的去了公社邮局,问邮递员有没有毕圩大队杨冬权的挂号信。邮递员查了查,说有一封南京大学给杨冬权的挂号信。父亲因到公社还要办其他的事,就让先回来的村里人向我报捷。

    中午,全队的人都知道了消息,很多人到家中来祝贺我。我说,没看到通知,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拿上我的图章,去公社取挂号信。打开信才知道,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尽管这是我填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系,因为我对历史一窍不通,除了小学学过的那点中国历史外,就只有“文革”中批判过的《三字经》和看过的“评法批儒”文章中的那点历史知识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为我的大学梦圆而激动不已。有些见识的人告诉我,南京大学那是全国名牌大学,全公社还没听说过谁上过这所大学呢。

    我决定按照通知上所说的报名时间,于2月底去报到。于是我拿着通知,去找大队领导,商量我的职务交接和交接人选。我组织了一个算账组,把我担任会计以来两年零两个月的账目全部清算了一下,签字后在生产队公示。这样,我可以清白地离开。在和村里的每户人、邻村的一些熟人告别后,我走上了上大学的路。这时,我穿上了母亲这几天为我赶制的新棉衣。

    上南京大学使我跳出了“农”门,实现了身份转变,由农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这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我这个毫无靠山的草根小民,逆袭成功,成为一名光彩照人、让人羡慕的大学生。

    在南大4年的学习中,我先后有两篇论文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实现了自己“要在世上留文字”的梦想。这使我在南大小有名气。

    毕业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批到南大招人,南大历史系把我推荐给了中办。我这个非中共党员,居然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党的高级机关录用,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惊呆了。这又是一件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事。

    经过多年努力,我于2006年被任命为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后又被选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参加举世瞩目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又成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两会”。这“全”字头、“中”字头、“国”字头3个职衔,让我的人生达到了顶点,取得了圆满,让我备感荣耀,这又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呀!这就是我的人生梦。

余感

    后来知道,这次恢复高考的决策人是邓小平。所以,我和当年的20多万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们,都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的这一果断决策,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英明决定。我的经历说明,那是一次真正公平的考试。像我这样毫无背景和后台、毫无任何关系的农家子弟,仅凭自己的一点才华和一点幸运,就走进了大学校门,之后又走进了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仅从这一点来看,高考制度就不可轻废。它是草根阶层走向精英阶层的一条光明大道,是平民子弟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社会保持阶层流动的一个必要通道,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国家网罗人才、让青年一代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从中外历史来看,目前没有比考试更公平高效的选人办法,也没有比考试更公正的用人尺子。如果废掉这把尺子,改用其他的尺子,比如推荐的办法、选举的办法、个人决定的办法、世袭的办法等,弊病都会比这多,危害都会比这大。在设计出更加科学合理的选拔人才办法之前,先不要轻言废弃考试制度。这是我从我个人两次高考中所得出的对高考的不成熟看法。高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高考应选出有水平、有能力的考生。因此,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考虑如何减少除考生以外的一切人为因素,而不是加强除考生以外的一切人为因素。否则,考试结果就会被各种心怀私利的人所控制,出现异化,出现倾斜,失去公平。高考又是社会的一个“风向标”,是引领社会风气变动的“指挥棒”。考试不公平,又会加剧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使社会失衡一步步加剧,直至崩溃,继而以新的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平衡。这就是考试公平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关系。于此,益见40年前高考制度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0月12日 总第3128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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