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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效学的榜样

——纪念二姐夫吴宝康

作者:程中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9-06 星期三

    今年9月4日是吴宝康同志百岁诞辰。他的家乡浙江湖州南浔于8月22日举行吴宝康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召开纪念座谈会。本文是为纪念吴宝康同志百年诞辰而作。

    1950年清明放春假,我同中锐小兄弟俩随母亲到上海去看望桂姐和姐夫吴宝康。桂姐还是9年前(1941年)的夏天见过,那时我才3岁。她护送李坚真大姐找东进到黄土塘一带活动的新四军谭震林的六师,领李大姐一起回到老家。姐夫吴宝康没有见过,只隐约听说他是南浔人,桂姐的战友。

    出了上海北站,我们母子3人坐上一辆三轮车按地址前往桂姐家。可是到那里转了两圈,没有找到,我们很着急。三轮车工友拿地址过去一看,说从辣菲德路进去就对了。地址上写的是辣菲德路1360弄/霞飞路××弄,新康花园。意思是这花园的一头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另一头是辣菲德路(今延安路)。车进新康花园,桂姐正着急地等着呢。

    新康花园很漂亮,中间一条林荫道,两旁是对称的5层小洋楼,小楼之间有雪松、草坪。桂姐家住右手第二幢的4楼,房间里是细条拼木地板,打了蜡,走路都有点打滑。我们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花园和房子,高兴极了,把沙发垫子拿下来,推着在光滑的地板上跑,还在上面竖雀子(头手倒立)。傍晚,他们下班回来,我才见到姐夫吴宝康,高高个子,穿一身洗得泛白的旧军装。他见到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在梅村无锡县师读书,只不经意地问了一声,“泰伯庙里那几棵古柏还在吧”。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梅村是宝康阿哥离开上海汇丰银行到乡下参加地下工作的第一站。

    与桂姐的絮絮叨叨相反,宝康哥沉默寡言。那时上海刚经过“二六轰炸”,形势还相当紧张。这里是原来的法租界,外国人多,情况复杂。交代我们晚上不要外出,交代我们不要同陌生人攀谈,交代我们对外国人要保持警惕,这些话都是桂姐跟我们说的。只有一次,我看他擦枪,擦他那支放在壁橱里用红绸布包着的勃朗宁手枪。他正色地跟我说,现在还有坏人,不能放下手中的枪。

    他很忙,但还是尽可能抽时间陪我们。我记得他陪我们一起到国泰电影院看过电影,还一起到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去看过全托在那里的大米和小米(吴宝康的女儿)。她们第一次见到我这个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小舅舅。

    春假匆匆结束,母亲留在上海继续看病,我们兄弟俩回无锡开学。宝康哥不声不响送给我一支他正在用的金星钢笔说:“中原你拿去用吧。”我很珍惜他的这份礼物,我的字写得还算好看,与此不无关系吧。

    1952年10月,宝康哥和桂姐一起奉调北京。其背景是撤销大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5个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调到中央工作。一批干部也随他们进京,充实中央各部门。在华东局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吴宝康,奉调进京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为新中国培养档案人才,建设新中国的档案事业。

    此后,我同宝康哥的接触和交往多多少少都同档案事业有关了。我仿佛成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开创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人。

    1955年,我做了3年小学教员以后被保送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桂姐和宝康哥先后带学生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实习。江苏省和南京市档案部门请他们做报告。他们要我帮他们在南师图书馆找材料,有关于中国档案史方面的,也有关于档案学基本理论和档案馆建设与管理实践方面的。我这才知道他们虽然经过苏联专家培训,但还是搞出了中国自己的一套,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和档案事业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1962年春天,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过程中,宝康哥参加了中国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其中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划就是主要由他执笔起草的。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参加起草规划的各学科专家并合影留念。宝康哥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要紧的是说明档案事业的地位。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宝康哥很关心我学业上的进步。听说我想报考研究生,在涟水拿不到报名表,特地从北京取了寄过来。看到我在“文革”后期主持编写的函授教材,很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公开出版我主编的《鲁迅杂文选讲》,他更是大力支持。

    1976年7月,我和几个同事为编好这本杂文选讲到北京向专家请教。当时四五运动后的“整肃”工作正在进行,北京的空气相当紧张。我们一行四人到北京的当天没有找到旅馆,遂到我姐姐家投宿。桂姐和宝康哥在家里给我们作了安排,并同我们一起商议日程安排。我们第一个想去的是长城,决定第二天就去。我们没有带照相机,宝康哥说,好不容易到了长城,好汉总要留个影吧。他自告奋勇,连夜乘公共汽车到西郊人民大学女儿大米那里把照相机取来。游览过长城后的第二天,他又带我们到北京市高校工委联系安排住宿。那时人民大学还没有复校,他在北师大担任校务委员。高校工委表示,现在是非常时期,让我们另想办法吧。但我们对宝康哥的这份热情是感激不尽的。

    我对宝康哥的真正了解也是经过“文革”之后。1974年他得到“解放”,那年冬天,他到无锡探亲,那时桂姐还在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审查尚未结束。我们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交谈。他对受冲击没有怨言,用“爸妈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来宽慰我们。他很关心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阳澄湖边办的《东进报》和《江南》杂志,想找到这些旧物。只是到这时,我才了解二姐夫是“沙家浜”式的人物。

    他是江南社社长,主持编辑发行新四军东路特委的一报(《东进报》)一刊(《江南》杂志)。鲁迅杂文《写于深夜里》中写到的曹白、锡金(姓蒋),都是他手下的编辑。带有传奇色彩的是,编辑部和印刷厂都放在船上,有3条大船在河湖港汊中游动。印好的报纸、杂志放在各村镇的码头上,由负责发行的新四军战士取走。他当过常熟董浜办事处主任,经历过清乡几乎被抓的风险。

    粉碎“四人帮”后,桂姐得到解放,回到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心情舒畅,到南京会会老战友。1979年5月初,桂姐和宝康哥到了南京,通知我们去见面。他们住在高门楼南京部队炮兵招待所。南炮的彭司令员是宝康哥以前的部下。在南京的六七天是我见到宝康哥最开心的日子,也是说话最多的日子。我们在一个老同志家里同老省委书记陈光见了面。他主管农业,因办农业中学在全国出了名。我们又被姚家礽朱涛夫妇邀请到在孝陵卫华东工程学院的家中吃饭。说来也巧,他们的女儿姚真理是淮安师范的工农兵学员,是我的学生。

    三中全会以后,宝康哥为档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更加积极地奋斗。我觉得他最可宝贵的一点是富有独立见解,能够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见解。

    他曾不无骄傲地说,称得上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有两样,一样是老干部,一样是档案。他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从事档案事业的。

    他总结档案工作的经验和规律,提出并坚持“利用为纲”,强调一定要围绕利用来做好保管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各方面的档案工作。我参加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工作,负责撰写《张闻天传》,与档案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深深体会到“利用为纲”是对的,是符合档案工作规律的。我们工作中有什么与档案工作有关系的事,我在利用档案过程中有什么体会,都跟他谈。

    编《张闻天选集》时,我们编辑组搞出了一个初编目录,报到邓力群那里。他看了说:“初选目录中还有若干重要文章和讲话没有选进去,如:1937年5月张闻天在苏区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8月在洛川会议前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报告,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对王明右倾错误的发言,1948年8月张闻天在东北局第一次城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8年冬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特别是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和文章。”他点了八九篇说:“你们到档案馆去找出来,研究入选。”宝康哥听我讲了这件事,连说:“是啊,档案利用起来,就起作用了。”

    我向姐夫说,王震同志在邓力群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上写批语:历史要真正实。要把闻天同志主持和参加的中央会议记录都找出来。宝康哥听后很感慨,讲:“谁说王震是老粗,他是真懂档案的人。”

    我在档案馆看到了刘英在长征中做的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等记录,刘英高兴地到档案馆去看了记录,并回忆了当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对张国焘又团结又斗争的情况。

    宝康哥听了兴奋得很,连连说:“这是对‘利用为纲’的最好注脚。档案得到了利用,历史也得到再现,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人大档案系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级档案馆,宝康哥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可喜的是,他们都是吴宝康的忠实信徒,“利用为纲”的自觉奉行者。对我的研究工作来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参加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我到二史馆查找有关张闻天五四运动在南京的档案。他们听说我是吴宝康的内弟,特别告诉我,最近他们那里有人查到了张闻天五四时期发表许多文章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并把那位同志找来。几经周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一堆报纸中找到了这份日刊。在现存日刊中找到了张闻天的32篇文章,说明张闻天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

    重庆是张闻天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他在那里主编了《南鸿》周刊,因革命活动产生巨大影响而被反动军阀驱逐出境。我到四川档案馆查档,受到吴宝康的学生、省档案局时任局长张仲仁的热情接待。他派人替我买好成都到雅安的车票,到雅安档案馆,不仅顺利地查到了《南鸿》《爝光》等重庆出版的刊物,还意外地看到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从西南到东北,我跑了很多档案馆,亲身感受到了全国档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为党史、国史工作者,我是档案工作贯彻“利用为纲”的直接受益者。可以这样说,没有档案事业的有力支撑,就不可能有党史、国史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宝康姐夫功德无量啊!

    (作者程中原,生于1938年5月,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著有《张闻天传》《胡乔木传》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9月4日 总第3114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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