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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地护士”到“四大名旦”

——访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特邀撰稿人 汪志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8-23 星期三

    著名作家冰心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秦怡就是这样一朵花。

    1922年,在迎接财神爷的爆竹声中,一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小生命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拉开了她人生的序幕。她就是秦德和(后改名秦怡)。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一声炮响,上海随即沦陷。身处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15岁的秦怡决心不当亡国奴,上前线去,做一名战地护士!

秦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屈建军 摄

1958年,话剧《第十二夜》演出后,周恩来总理上台与秦怡握手。

    时值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在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离休办的徐根山老师陪同下,来到上海一栋居民楼里,见到了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秦怡老师见我们一行进屋,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在客厅里落座,还忙着招呼阿姨给我们沏茶、倒苹果汁。秦怡老师静静地坐在迎窗的藤椅上,一缕阳光透过窗纱轻轻地掠过满头银丝的发梢,高贵典雅的美貌仿佛没有受到岁月侵蚀。她望着玻璃柜里放着的与周恩来总理的留影,激动地对记者说:“周总理非常关心文艺工作者,这张照片是1958年话剧《第十二夜》演出后,总理上台与我握手时的情景。瞧,我们笑得多开心啊!”当记者说明来意,想请她讲讲自己经历的抗战往事时,秦怡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故事就从她是怎么参加学校红十字会,怎么在四行仓库战地救护伤员,怎么离开家庭奔赴抗日前线讲起……

校红十字会里的业务骨干

    小学毕业后,秦怡进了中华职业学校。该校设有土木科、机械科和商科3个专业。秦怡的父亲秦粟臣在洋行做会计,所以为秦怡选了商科。

    回忆起往事,秦怡老师动情地对记者说:“我是想念土木科的,但是爸爸说,你女孩子念什么土木科,毕业了工作都找不到。爸爸认为,银行是金饭碗,做个职员既体面又令人羡慕。可我对商科毫无兴趣,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或作家,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但作为孝顺女儿,秦怡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中华职业学校校友会负责人是爱国人士马相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他为唤起民众做了大量工作。校友会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每一次秦怡都踊跃参加。

    一天,秦怡在校园里看到土木科高年级3名同学贴出布告,呼吁国难当头,每个人都有为抗战出力的义务,她们建议成立校红十字会,以便一旦有战事,能奔赴前线当战地护士。看了布告,秦怡热血沸腾,立即报名响应,并很快成为校红十字会的业务骨干。

    参加红十字会除了宣传与对外联络外,主要任务是发动全校女生为抗日前线将士做背包、棉鞋、棉手套,学习战地急救知识。红十字会骨干要发挥带头作用,“我不会针线活,为了完成任务,就求母亲和大姐一起帮忙”。战地急救的课程是练包扎和学抬担架,秦怡在课余时间苦练,学会了再教其他同学。

请愿队伍中领喊口号的女生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和史良七君子,因宣传抗战被南京国民政府指控犯有“危害民国罪”,随即在上海遭到逮捕。上海各界群众义愤填膺,组织起来到江湾市政府静坐请愿,声援七君子。中华职业学校校友会决定组织全校师生一起参加。

    秦怡老师气愤地说:“要求抗战竟被污为‘有罪’,真是岂有此理!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悄悄地离开家到了学校。为了避免家里人阻挠,我没有对家里人说请愿游行的事。”

    学生们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中华职业学校的队伍夹在中间,大家挥舞手中的小旗,迈着雄赳赳的步伐,秦怡和几位高年级同学走在队伍最前列,一路上领着同学们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各路请愿队伍齐聚广场,把江湾市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回忆起这次请愿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秦怡老师怒气冲冲地说:“为弹压请愿群众,军警竟然用警棍、高压水枪驱赶群众,市政府广场成为愤怒的海洋。前面的人被击倒了,后面的人又跟着往前冲,我也被高压水流冲倒在地又爬了起来,浑身全都湿透了。此时,有一位老师心疼地喊,‘同学们快回去吧,我们一定会让市政府同意抗日的’。可是,我也不敢回家,怕家长看见了又要挨骂了。”

    从江湾回到学校,秦怡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马上回家会被看出破绽,只好在学校里四处转悠,在阳光下等待衣服晾干……

抗战火线上的“战地护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此后长驱直入,一路打到长城脚下。

    “那时,日军进攻古北口长城防线,以重炮在城墙上轰开了一个缺口。我们的守军兄弟从三个方向涌来,一批又一批地挡在缺口前与鬼子拼杀,300多人全部战死在此,他们用身躯将缺口死死堵住,将鬼子挡在长城之外。我们这一批学生从上海赶到了长城脚下,慰问坚守在长城的战士们。那时,援军还没有上来,鬼子又攻上来了,男生们纷纷拿起枪或大刀冲上战场与鬼子拼了,虽然后来援军赶到接替了他们,但仍有不少学生登上长城就再也没有下来!”说着,秦怡老师潸然泪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与日寇力战四昼夜。

    当时,秦怡就读的学校设有上海红十字会分会,她是会员。“我们分会的5名同学,其中,有3名是土木科的,连我在内有两名是商科的,请愿去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战地救护伤员。我们一行人年龄最大的不过18岁。”

    回忆起参加四行仓库战地救护时的情景,秦怡老师绘声绘色地对记者说:“当时,鬼子有一小拨人攻到四行仓库附近,用机枪不停地扫射,火力非常强,他们想夺下四行仓库。我们守军的武器装备落后,牺牲了很多人。那时,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庄进是我的表舅舅,他看到学生们要到前线救护伤员,就指着我说,‘哎哟,你怎么也来了,你要上前线我就告诉四姐姐(秦怡的母亲)去。不行、不行,不能让你去前线,你还小呢!’其实,我都15岁了,已经把战地救护伤员的技能都掌握了,如怎么包扎伤口、怎么用药、怎么抬担架等等。第二天,我找到表舅舅说,‘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想抗日不可以吗?’他说,‘抗日当然可以,但你们年纪太小了,你们会牺牲的,我不能这样不负责地做事’。他们就撵我们回去。我说什么也不回去,就跑到四行仓库窗口等着抬担架。大人们就喊,‘你待在窗口干吗’。我说,‘等伤员过来好抬他们啊’。大人们接着喊,‘快离开窗口,子弹是从窗口打过来的,你不要命了’。我就离开了窗口,站在墙后面,机枪子弹带着尖利呼啸声在我头顶上乱飞……”

    记者诧异地问:“当时,您才15岁,能抬得动伤员吗?”秦怡老师两手握拳举过肩膀做着抬担架的姿势对记者说:“抬担架时,我在前面抬,担架上的伤员是健壮的小伙子,而且又受了伤,痛啊,伤员也会不停地动弹。我还是个女孩,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肩膀不由自主地塌了下来。旁边人看到了,有人喊,‘你快点放下来’。有人说,‘你千万不能松劲啊’。现场一片混乱。此刻,我咬紧牙关,心想我死也不能松手,靠着毅力支撑着身体,一步一步向前挪。这时,有一位男同志奔跑过来接过我的担架。他说,‘你的心是好的,但你不能干这样的活,你还是个孩子。你会不会包扎伤口啊?’我说,‘会啊’。他说,‘你去四行仓库后门墙角边救治伤员吧,那里子弹打不着,你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说,‘一定照着你说的去做’。不久,一位姓林的同志走到学生们中间,他胡噜着我的头顶对大家说,‘你们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事了,我看到这个勇敢的娃娃抬担架都支撑不住了,太坚强了,太了不起了!这里很危险,你们都回去吧,我们会救治伤员的’。于是,我们两个商科的年纪小的学生回去了,3名土木科的年龄大些的学生留下了。后来,这3名学生都牺牲了。”

奔赴前线的坚定抗战者

    1938年8月,天气格外闷热,热得人心神不定、烦躁不安。不愿当日寇顺民的人们,心中郁积的愤怒之火,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喷发。

    学校里隔三岔五有同学离家出走,奔赴抗日前线。秦怡也决心到前线去抗日,可哪里是前线,如何穿越沦陷区,怎样去找抗战部队,一切全都茫茫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秦怡为不知怎么上前线而烦恼时,同学小方找到秦怡,说她也想上前线,愿意和秦怡搭伴走。

    秦怡老师回忆说:“小方比我大两岁,是一家寿衣店老板的女儿,家里比较富裕。小方提议去武汉,她从报纸上看到日军在进攻武汉,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到了武汉,再到战地第一线当护士。小方朋友的一个亲戚在武汉,来头挺大,是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小方请这位朋友给沙千里写了一封介绍信,请沙千里帮助我们介绍抗战工作。

    “一天,我到一个姓陆的女同学家去玩,她家里住了一批上海交大航空机械班的同学,闲聊中,大学生们说毕业了,被分配到成都华西坝机场,马上要去报到。我听了很羡慕,顺口说了自己和小方想到武汉前线参加抗战的事。从上海到成都,同样要乘船绕道香港、广州和武汉,再由武汉乘船到重庆,转陆路到成都。有人提议,干脆大家一起走,一路上也好互相照顾。我立即表示同意,大学生们一口答应帮助我俩代买船票。”

    船票有了着落,秦怡和小方分别在家里做准备,等船票一到手就动身。

    “那天,我和小方乘坐的是八点一刻起航的轮船,我拎着一个小布包,七点三刻就来到十六铺码头入口处等小方。小方远远地来了,手里提着一只大皮箱,看上去很重,累得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正在此时,身后有人喊小方的名字,我俩回头一看,后面追来一男二女,男的是小方的爸爸,两个女的是小方的姐姐和嫂子。小方知道走不了了,就站在原地不动。小方爸爸一把就拽住我,说我拐骗他女儿。我就大声申辩说,‘你瞎说,是她自己要走的’。小方爸爸硬拉着我到法国巡捕房评理。当时,值班的警官是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国年轻人,他打量了一下我,又看看小方的大皮箱,先叫她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装着一堆衣服、皮鞋、日用品、化妆品和零食等;又让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布包,一看里面只放着两件旗袍和洗漱用具。他就对我们说,‘今天这个事由我来处理,我看明白了,这里不存在谁拐骗谁的问题’。我说,‘我俩都想去抗日,到了武汉才能找到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这位警官扭过头来对小方爸爸说,‘她没有拐骗你女儿,你看你女儿箱子里什么都有,她只有两件旗袍,她只能靠着你女儿到武汉找到人才能生活下去’。说完,他就叫小方一家人先走,让我留下来。他对我说,‘你家在哪里,我可以派车把你送回家’。我说,‘既然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家了,不管多难我也要到前线去抗日’。他说,‘小朋友啊,我们都是中国人,也都想去抗日,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去前线参加战斗。我把你送回家,跟你父母说清楚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不会责怪你’。我说,‘回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凌晨四点多就逃离了家’。他说,‘既然你坚持要走,那我就送你到码头’。”

    这位警官用一辆小汽车把秦怡送到码头,离开船时间只差几分钟了。秦怡听到了轮船起航时发出的“呜呜”声,就拼命地边跑边喊“不要开船,我就上来了”,她急忙踏过跳板,刚跨上甲板,船就缓缓启动了。

    站在船舷旁的秦怡望着滚滚的江水,突然想起给沙千里写的介绍信还在小方手里,没有这封信,她到武汉找谁去呢?一瞬间,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泪水,想到了大哥,抗战爆发后大哥离开了家,听父亲说,他好像在武汉一带。只是大哥从小就吊儿郎当,真的找到他又能怎样呢?

1930年

1933年

1938年

1943年

1953年

1962年

误投军队虎口脱险的文书

    秦怡到武汉后,还真找到了大哥,她满以为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至少可以安安稳稳吃上几天饱饭,然后再去找工作。然而,秦怡万万没想到,大哥在一个所谓抗战的学兵大队混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境况不比她好多少。于是,秦怡离开了大哥,自找住处,每天翻阅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寻找谋生出路。

    有一天,一则招聘广告让秦怡眼睛一亮,驻守武汉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招聘3名文书,凡年龄30岁以下的女性,有高中文化程度,立志抗战者,到太平洋饭店11楼报名应聘。

    秦怡赶到报名点,汇聚而来的应聘者已排成了长队。后来,经过统一考试,秦怡被录取了。“到部队报到那天,我发现另外两个被录取的女文书也是上海人。一个叫骆亚琳,沪江大学毕业生;另一个叫钟湘,上海音专毕业生。她们两人的年龄都比我大,学历也比我高。”

    第二天,全军开赴襄阳。“部队快到襄阳时,在一座古庙里宿营。庙很大,士兵们就横七竖八、懒懒散散地躺在大殿内,没吃没喝,苦得不得了,情绪十分低落。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们3个人谈论起来,像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我们还能当战地护士吗?”

    和士兵们慢慢混熟了,她们才知道,第22集团军是一个以川军为主的杂牌军,上面常常欠军饷,士兵们吃不饱饭,生病了没药治,当官的却两日一小饮,三日一大宴。而且,每逢宴请,她们都被叫去陪吃陪喝。她们心想,这算是哪家的军队?哪一天才能开到抗日前线呢?于是,她们决定逃离这里……

    秦怡为不当亡国奴,想到抗日前线当一名战地护士,不料误投第22集团军,被人当成“花瓶”;冒险从军队逃出,战地护士没当成,她辗转来到了重庆。一切都是那样的出乎意料,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新的难题摆在了秦怡的面前。

陪都重庆一炮走红成“名旦”

20世纪30年代,秦怡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戏剧明星。

    抗战时期的重庆云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文艺家,他们创作演出了一批话剧,借古喻今,抨击时弊,宣传抗日。

    一次,秦怡去看话剧,正巧碰到了应云卫和史东山两位大导演,他们看到秦怡的长相气质,就想邀请她当演员。这多少有些突然,秦怡并未放在心上。随着抗日话剧看多了,秦怡对那些搞戏剧活动的人萌生一种尊敬与信任。

    “我目睹日寇侵略上海,多少人被鬼子残忍杀害,我恨透了鬼子。如果当演员能演抗日戏,我是愿意的。”就这样,秦怡到重庆3个月后做出当演员的抉择。用她的话说,是在舞台上当一名“战地护士”。

    秦怡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是应云卫导演的话剧《中国万岁》,这是一部鼓动群众参军抗日的戏,她在戏中饰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应云卫奉命筹建中华剧艺社(以下简称“中艺”),邀请秦怡参加。秦怡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从此她把“中艺”当成自己的家,把舞台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天地。

    “中艺”开锣戏《大地回春》,写的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民族抗日洪流的冲击下,唤醒了深受封建礼教束缚,过着压抑个性生活的两位女性,发出了“我需要自由,我要重新做人”的时代心声。秦怡饰演主角黄树蕙,一炮走红。该剧连演22场,场场爆满,轰动了重庆。之后,“中艺”不断排练新戏,秦怡一部接一部地上戏,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律尽心尽力,虚心向同台的老演员学习,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不同个性的舞台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从演《大地回春》一戏走红起,两年过去了,岁月的洗礼与舞台的锤炼,使秦怡的表演艺术逐渐走向成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5月,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成为重庆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在一次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话剧也有‘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和秦怡,不是‘四大名旦’吗!”从此,抗战大后方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一说不胫而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闻听抗战胜利的消息,秦怡整日喜笑颜开,无心排新戏,离家8年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上海,和爸爸、妈妈、姐妹们团聚了……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72年过去了。

    如今,95岁高龄、经历风雨人生的秦怡依然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人活着要多做有益于大家和社会的事,人人都这样做,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文中所示老照片由秦怡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8日 总第3107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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