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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档案修复情缘

作者:晁 健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6-02 星期五

    1965年高考前夕,我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直到2005年退休,风风雨雨几十年,曾经在干部学校上过学、警卫部队值过勤、五七干校种过田,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中央档案馆做的档案修复工作。

走进中央档案馆

    1971年4月,我被分配到中央档案馆,随老师傅学习档案修复。在修复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破烂不堪、发黄变色、有气味的文件,有些因为纸张厚薄不一,还需要调制不同浓度的淀粉糨糊。对于破损的档案,修复人员不仅要细心拼对,还要耐心粘贴,或者按一定程序进行托裱,既耗脑力又耗体力,工作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身边一些人议论,大小伙子干裱糊匠的活,真是屈才了。听了这些话,我自己也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逐渐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档案资料是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保存下来,也了解到有些资料,如红军早期的标语、宣传品等是老百姓偷偷藏在炕洞里、房梁上保存下来的。老师傅讲述了他曾经帮助外交部修复破损的中俄、中印等边界图纸,为边界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档案界的老领导、老前辈曾三同志也给我们修复室题词“精湛的艺术,重大的意义”。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沉下心来,对档案修复的意义从认识上不断提高,也更深刻地意识到档案修复工作者是档案最忠诚的“医生”和“卫士”,不但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更要有高超的专业技术。为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我一边在实际工作中持续钻研,一边到相关单位学习、参观,改进了一些工具和设备,在自身的修复技术提高的同时,我也由一个普通的修复工作人员成长为一名管理型的档案干部,带领科室人员修复了上万件党的会议记录、领导人手稿、电报、文件等珍贵的档案资料。

培训档案修复人员

    全国党、政、军各级各类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有很多由于受损严重而影响使用。当时,档案修复队伍的现状是:人员少、技术差,许多单位纷纷要求我们举办学习班,解决修复人员不足问题。一直以来,档案修复工作沿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而且修复的档案资料由于破损的情况和程度各不相同,需要边修复边研究,现在要集中办班,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经过和大家多次研究,决定采取集中授课,我和几位同事分别讲不同内容的课程,再由组长们带领学员实际操作,边干边研究,最后由授课老师集中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事实证明,这样的培训效果很好。

    我主持并参与培训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档案馆,主要军兵种档案馆,部分部委档案馆的档案修复人员,以及国外档案修复人员,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档案馆人员的相处过程。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派出5名藏族干部来中央档案馆学习,机关领导要求我们重视这次培训。关乎民族团结的大事,我们除了在吃饭住宿等生活方面特别关照外,建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挑选一批有代表性受损坏的档案资料,以便我们在培训中有针对性的传授技术,使学员回去后马上能投入到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带来的是清代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形式多样,年久失修,还有许多老鼠粪便在上面,气味很大。我们修复一件档案时先用代用品做实验,有把握后再进行修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对西藏档案修复人员的培训,也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百余件档案全部修复完成。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工作起步晚,档案修复工作基础差。蒙古国档案馆领导班子调整之后,先后派人考察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档案工作,看到中国档案修复设备简单,费用低廉,修复效果优良,因此邀请我国专家向他们传授档案修复技术。我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的一名翻译同志赴蒙执行此项任务,出发前请故宫博物院古建队制作了修复工作台等,连同我们购买的宣纸、工具等先期运到蒙古国。我们到达后,看到他们的档案用红格或蓝格纸补在残缺处,补纸和档案的纸张厚度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培训时我先向他们讲授了中国档案修裱技术的流程,然后进行示范,让他们直观看到利用中国修裱技术修复文件的效果。但是,同行的翻译同志只会讲俄语,她需要先把我讲的内容翻译成俄语,再由蒙方懂俄语的负责人翻译成蒙语,以致学员最后只听懂一部分。于是,我又采取画图、打手势,手把手传授等方式,最终达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我们还主动加班加点抢救修复了一批档案,给蒙方学员留下了学习样本。经过培训,他们基本上掌握了中国档案修复的方法,同时也增进了中蒙两国档案界的友谊。

继续发挥余热

    退休后,中办老年大学邀请我为学员举办一期书画装裱基础知识讲座,我欣然接受。我认真准备讲课内容,从书画装裱的历史、款式、工具和方法等方面进行讲解,又根据老同志的特点和要求,注意实际操作,耐心细致地讲,反反复复演示,手把手地教,使参加讲座的老同志了解到书画装裱的基础知识,掌握了基本技法,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另外,文化部受国务院委托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我被聘请为该委员会专家。因为古籍和档案的载体相同,所需的保管条件和防治方法相同,我充分运用了在档案部门工作时掌握的知识,参与研究制定了古籍保护方面的一些文件,并且参与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考察、评选和督导。作为中办人,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并且虚心地向图书馆界领导及同志们学习,曾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时代在前进,技艺在发展,档案修复工作要走上新台阶,需要档案修复工作者除了继承和发扬传统修复技术外,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以适应工作的需要。而今,我已到古稀之年,但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一直是我的坚持,我要在中办老年大学里继续学习,退休不退岗,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实际行动书写老有所为的新篇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1日 总第3073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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