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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守兰台 生命因“档”更精彩

作者:王九华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1-20 星期五

    我来自湖南省宜章县档案局。我的父亲也是档案人,我是子承父业来到档案部门的。20多年来,我一直用心呵护着两代人的档案情缘,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父亲一参加工作就在乡镇当文书,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对有文字记录的东西非常看重,平时喜欢收集整理一些文件材料、报刊书籍。家里有间小房子,父亲专门用来放他的这些“宝贝”。父亲在基层干了26年,一直做文书工作,后来当了乡镇领导,对文书管理要求也特别严格。1978年,宜章县档案馆恢复,急需档案人才,组织上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我的父亲。就这样,父亲从乡镇调到了县档案馆任副馆长。

    档案馆成立了,但库房是空的。父亲一到任,就挖空心思收集文件材料。他到处打听收集线索,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想尽办法接收进馆。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档案教育,但凭多年的实践经验,他对档案价值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现在馆藏的历史档案、特色档案,大多是经过父亲的手收集进来的。我家里有部祖传的《罗教经书》,“文革”期间,父亲冒着危险,把这部经书保存了下来。这部经书存世量极少,非常珍贵,父亲到档案馆后,就把经书捐了出来。他说:“县委、县政府最宝贵的档案都放在了档案馆,我们家的传家宝放在档案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这部经书已成为宜章县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那时,我对父亲的印象是他永远在忙,每天母亲把晚饭做好了,就等着父亲回来,实在等久了,她就跑到库房喊父亲回家。父亲话不多,有时还会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做,时常我半夜醒来,看到他的房里还亮着灯光。

    父亲去世后,按照政策我可以接他的班,组织上提供了3个单位供我选择。这时,母亲把从父亲遗物中清理出来的20本日记递给我说,这些本子是他最看重的,一定要把它保存好。我当时已在一家乡镇企业任副厂长,看到父亲这20本日记,冥冥之中感到父亲在嘱托我,在指引我。于是,我选择了档案局。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县档案局报到,单位安排我负责库房档案的管理工作。

    那天,我来到档案库房,看到在库房过道上摆放着一张办公桌,单位领导说:“这是你父亲生前用的办公桌,是他为了便于档案整理特制的,你就继续用它办公吧。”来到办公桌前,看到桌上摆放着父亲当年用过的东西:眼镜、毛笔、填写了一半的标签、未整理完的案卷,桌子旁边还摆着一台穿好了针线的老式缝纫机。走进库房,我看到一排排木质档案柜里摆满了整齐的案卷,档案卷皮上有父亲留下的墨迹……看到这一切,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无以言表,仿佛看到父亲就在眼前,没有离我们而去。我一个人在库房里待了很久,摸着案卷,摸着父亲用过的东西,泪水不禁模糊了我的双眼。心想,我虽没有档案库房管理的经验,但我会像父亲一样,不会让档案受到冷落,并暗下决心,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20世纪90年代初,库房没有空调,没有除湿机,更没有温湿度控制仪,完全依靠人工控制。为有效控制库房的温湿度,我坚持每隔2个小时记录一次温度和湿度,一天要记录7次,从来不打一点折扣。一日,我在检查库房时,发现有些案卷里长了小虫子。怎么办?得知磷化铝杀虫的效果非常好,又不会损害档案,于是我就买来了这种药对库房实施密封杀虫。半个月后,我打开库房门,对那些有虫案卷逐一检查,发现案卷里的虫子全被消灭了,尽管库房里药物的气味刺鼻,一天下来眼睛疼痛红肿,但我心里很高兴。

    1997年,单位领导安排我到农村搞了一年扶贫工作,1998年回单位后,调到收集利用股工作。档案利用对我来说是新任务,我拿出父亲留下的工作日记翻阅,我已习惯用这种方式与父亲对话。父亲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档案利用工作无小事,一张不经意的纸片,一段不经意的文字,可能对利用者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做好利用工作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要把利用者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2002年4月,有一位姓翟的女士不远千里从黑龙江匆匆赶到宜章县档案馆,要查找她1967年从梅田矿务局下放到农村当知青的介绍信。她说,如果能找到这份材料,可以为她证明下放期间的7年工龄,那么退休后她每月的工资就可以增加几百元。梅田矿务局有300多卷档案,从案卷目录到文件目录我逐条地查,没有!从她当时可能下放的几个乡镇档案全宗逐条地查,还是没有!看着翟大姐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说:“您留个联系电话吧,我再给您找找!”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一有空就钻进库房里。目录查不到,就阅读档案原始记录,从记录内容里找。有一天快下班了,我翻阅着梅田矿务局的工会活动记录本,突然眼前一亮,这里面有翟大姐那一批知青当年用粮票到栗源公社苦竹大队农户家里兑换粮食的记载。这是个重要线索,我想,按照这个线索去查找可能有所收获。但那个年代,有很多乡镇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我突然想到,父亲好像在那个乡镇工作过,如果经过父亲的手,我相信这份档案会保存下来。我打开有关栗源公社的案卷,果然有父亲当年的笔迹,然后逐卷逐页地找,终于找到了那封介绍信。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翟大姐时,她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之后,翟大姐每年过节都会给我打电话问候,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去年,翟大姐的电话突然少了,我心里还有种惦念。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是翟大姐的儿子,代他母亲转达问候。我的心中充满温暖,也有一个档案人的感慨:一纸档案,时隔半个世纪,成为联结两代人情感的纽带。

    父亲这辈子公正清廉,为人坦荡,他常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正气,家里再穷也不能穷志”。说实话,如果怕穷,我就不会到档案部门来。当年,我任副厂长的那家乡镇企业效益非常好,来到档案局,我的月工资从300多元降到30多元。我的爱人原来是乡里的民办教师,因随我进城而失去了工作。

    有人说,我这样做不值得。我想,值与不值,不是由别人说的,而是要问自己的良心。有一年,县里一个部门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他修改学籍档案里的年龄。作为回报,他表示会在我转干问题上帮助我。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和我同进机关的人,前些年都转干了,我至今还是工人身份,但我不后悔。还有一次,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找到我,要我帮他查找某个人的山林权属档案,这个人跟他有一些经济纠纷。按照规定,山林权属档案不允许他人查阅。他软磨硬泡,我始终不为所动。

    有人问我,干档案工作不单调吗?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和档案打交道,使我内心更丰富、更安宁、更充实,档案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的生命因档案而得到延续。2009年,我因脑部肿瘤进行了手术,但手术后却失去了记忆。经过治疗,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大部分事情还是记不起来。我在家躺了2个月就待不住了,坚持要回单位上班。当我重新回到库房时,我感到这里的一切都特别熟悉,温度计、档案柜、案卷……看到这些,我的脑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以前记不起来的事变得清晰起来,不仅回忆起自己在这里工作的情景,还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我在库房调卷,刚开始有点慢,逐渐地越来越快了,现在已经恢复到生病前的状态了。治疗医生都为我恢复之快感到惊讶:“你们档案馆比疗养院还管用!”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宜章县档案馆新馆早日建好,我父亲那一代档案人建的档案馆库房已经涨库,我们这一代档案人要为这些珍贵档案建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月19日 总第3018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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