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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走来

——走访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特约记者 曾勤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10-24 星期一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的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它像一条永远镌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走向胜利的象征。

    时值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登上井冈山,渡过于都河,走进赣南红都瑞金,漫步在长征的遗迹上:在井冈山的翠竹林下,聆听了“井冈山精神宣讲第一人”激情讲述寻找“红军虎将”贺国中烈士儿子的传奇故事;在于都河畔蒙蒙的细雨中,听到当年为了支援红军渡河搭建浮桥,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木板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口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的感人故事;还倾听了百岁老红军讲述夜渡于都河的真情实感……

毛秉华:寻找“红军虎将”贺国中烈士的儿子

    几经周折,毛秉华找到了贺国中烈士的儿子贺松云,告诉他,彭德怀元帅健在时常常缅怀贺国中烈士,曾几次找到李聚奎将军要贺国中的照片,“您家里还有父亲的照片吗?”贺松云一听,连声说,“有啦,有啦。1926年,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说着,他就到楼上的墙缝里取出一只木盒子,抱着下来,打开木盒,拆开油布包裹,把一张早已褪色的照片递给了毛秉华。

    “当年,井冈山的红军出发时,会互相打打招呼,‘我在什么地方被打死了,你帮我写封信告诉我爸爸’。红军在井冈山斗争只有两年零4个多月(1927年9月底至1930年2月初),为了井冈山这面红旗,牺牲了48000多人,而刻在革命纪念碑上的只有15744人,还有3万多位革命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对记者说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语的是一位87岁的老人,他叫毛秉华(曾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被誉为“井冈山精神宣讲第一人”。

    在寻找和拜访30多位老红军及烈士亲人的过程中,最令毛秉华印象深刻的是寻找被彭德怀元帅誉为“红军虎将”贺国中(1904-1929)烈士的儿子。

    1989年秋,毛秉华来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拜访了当年红5军中队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李聚奎(1904-1995)上将。时年85岁的老将军对毛秉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找过他好几次,要贺国中烈士的照片。

    “李聚奎同志,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1929年7月在攻打安福县城时,牺牲了300多人,你还记得那些牺牲同志的姓名吗?”彭德怀问。

    李聚奎回答:“我就记得我们的团长叫贺国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我担任中队长,他是团长,就在我身边指挥作战时,他不幸头部中弹,倒在我的怀里牺牲了。我想挖个坑掩埋他,不行,如果不马上撤走就会全队覆没。后来,我想回头给他建座墓,不可能啦,我们奉命转移到湘鄂赣根据地去啦。”

    彭德怀问李聚奎有没有保存贺国中烈士的照片,如果有就交给他,以便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但李聚奎一直没有找到贺国中的照片。

    时隔不久,彭德怀又向李聚奎提起此事,说没有贺国中的照片,那就找一个相貌近似的人画一个像,留作纪念吧!可事情还没有办成,彭德怀就去世了。“老将军心里一直感到内疚,彭老总交代的事没有办成,他心里不安啊!”毛秉华动情地说,“老将军眼神里充满期盼地对我说,‘老毛,你去帮我找一找,行不行?’李老要我去找一找贺国中烈士的亲人,看看他们家里有没有留下烈士的照片。我说,‘行,烈士是哪里人啊?’他说,‘是湖南湘乡县丰乐乡人’。”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秉华带着老将军的托付去了湖南湘乡,但没有找到。“60多年过去啦,行政建制是不断变化的,即使贺国中烈士还有后代,也不一定在原籍呀!”毛秉华感叹道。接着,他到了邻近的涟源县的农村也没有找到。顺着一点线索,他终于在娄底市山区一个叫双江乡的地方找到了贺国中烈士的儿子。

    “我乘着汽车来到双江乡,乡政府向我介绍了贺家的情况。我又走了20多里的山路,黄昏时分,到了一个有10多户人家的村口,看见有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领着儿孙,面对湘东,放鞭炮,摆牲品,烧纸钱,祭悼他们的亲人,农村叫‘挂冬至’。这事本来要到墓地去做的,还要铲除杂草,添些泥土。因他们不知道亲人是在哪里牺牲的,只有面朝井冈山的方向(湘东赣西)来表达自己的心愿。我问,‘老人家,村里有位叫贺松云的吗?’老人回答,‘我就是’。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高兴地煎米果、炒花生、杀鸡、宰鸭,招待我。我告诉他,彭老总健在时常常缅怀贺国中烈士,曾几次找到李聚奎将军要贺国中的照片,‘您家里还有父亲的照片吗?’贺松云一听,连声说,‘有啦,有啦。1926年,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说着,他就到楼上的墙缝里取出一只木盒子,抱着下来,打开木盒,拆开油布包裹,把一张早已褪色的照片递给了我。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军官的形象映入眼帘,我情不自禁地说,‘多么可惜呀!他牺牲时才25岁。要是彭老总知道已经找到了这张照片,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毛秉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毛秉华告诉记者,贺国中烈士的照片找到后,他赶紧翻拍、放大,去北京向老将军汇报。这时,李聚奎将军已经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康复楼里。

    当这位89岁的老将军再次看到毛秉华时,非常高兴,忙问:“是不是找到了贺国中烈士的照片啦?”“是的。您交办的事情,我完成了。”毛秉华立即向老将军递上贺国中烈士的照片。老将军接过照片,一边瞧瞧,一边摸摸,“是啊,就是我的老上级”,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贺国中烈士有没有后代?”老将军十分关切地问。

    “有。儿子贺松云是退休工人,孙子贺兆恒是煤矿的劳模,曾孙贺灿是三好生。”毛秉华兴奋地答道。

    老将军听到贺国中烈士后代表现很好,激动得连声赞叹道:“后继有人啦!后继有人啦!”这时,站在病床旁边的医护人员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此时的毛秉华深刻地理解到,这些老将军、老革命、老党员,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面五星红旗能够代代相传……

贺国中在黄埔军校用过的皮箱及1926年12月,被任命为北伐军连长的委任状。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藏

江西于都河畔的长征纪念园全景 谢金俊 摄

王承登:百岁老红军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我所在的分队负责阻击敌军进攻。当时,我们爬到一个高坎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眼看着一个国民党老兵从下面冲了上来,端着枪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响,我眼前一黑,身体一下就扑倒在地,失去了知觉。这颗子弹从左眼角射进,右耳根穿出,我趴在地上血流不止,染红的黄土地足有1米宽……” 屈建军 摄

    记者在赣州市人民医院回春楼二层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102岁的老红军王承登。一见面,老人主动与我们一一握手,“谢谢你们,来看望我”。当记者请老人讲讲是怎么参加红军的、长征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征程时,老人用手示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座后,才开始讲述他九死一生的坎坷经历。

    “我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富田乡北坑村,3岁丧父、7岁丧母,16岁成为一名红军小战士。那时,我只想着能吃上一口饭、不受人欺负,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在部队里,官兵亲如兄弟,不受人欺负,不饿肚子,和红军战士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开心!”说着,王承登老人眯缝着眼睛笑了起来。

    1929年的一天,他们村有一位叫康光伟的青年回村,谈到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人打天下时,王承登就萌发了去当红军的念头。在康光伟的动员下,第二年的三月,王承登从吉安县城参加了地方红军纵队,后编入了红20军,从此开始了新生活。“由于我年龄小,个子又矮,只能当个通信员。后来,红20军被撤销,我所在的部队编到红3军团3师9团,不久又编为3军团4师,9团改编为12团,我还是个通信员。”

    1934年10月21日,王承登随部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那天,夜幕降临时,我们3军团从江西于都城出发,漆黑的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我们来到于都河畔,只见水流湍急,河面上已用百八十只船搭好了浮桥,我感觉桥面很宽,踩上去很实,很好走。因为我们走时已是深夜,大多数老百姓都睡觉了,只有少数人站在河边依依不舍地为我们送行。河对面就是江西信丰,我们顺利地突破了信丰固陂圩,这是由国民党军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1935年6月,王承登随部队来到了神秘莫测的夹金山脚下,当地的居民叫它“神仙山”,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老乡们告诉红军战士:“雪山是过不得的,只见有人上去,不见有人下来,危险啊!”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不畏山高雪寒,一边向上攀登,一边唱起翻越夹金山的歌。

    “夹金山一上一下有100多里路啊!我和战友们从凌晨两三点开始向上爬,到了中午12点登上了顶峰(海拔4000多米)。6月天,满山覆盖着皑皑白雪,天空中飞舞着雪花。我们穿着破旧的单衣,草鞋早已裹满了冰雪,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身旁有的战友跌倒了,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是肌肉已经麻木不听使唤,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眼看着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跌进雪谷深渊,消失在狂风暴雪中,也无能为力。许许多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翻越夹金山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说着,王承登老人伤心地落了泪。

    8月中旬,王承登随部队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方圆1000多里的草地没有人烟,也没有房子。我们每个战士要背四五十斤重的行李和干粮,每天要走100多里泥沼地。饿了,吃些身上背的炒面,干粮吃光了就挖野菜吃,后来,身上系的皮带都吃掉了;渴了,用手捧起草地上的积水来喝;困了,就找块突起的土包,背靠背相依而眠。这样走着走着,我的两只脚都生满了疮,走不快,掉到了部队的后面,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咬着牙、忍着痛,跟着部队往前走……”

    8月底,王承登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走到了草地边缘,看到了远处起伏的山峦、葱绿的森林、袅袅的炊烟、成群的牛羊,他们使劲欢呼:“我们走出草地啦!”

    1935年10月,王承登随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苏区。不久,他被调到红军学校学习。

    1936年5月,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参加了一次在瓦窑堡与国民党马家军的战斗,为了掩护战友撤退,“我所在的分队负责阻击敌军进攻。当时,我们爬到一个高坎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敌人抄小路向我们逼近,敌人高喊着‘抓活的,抓活的’蜂拥而上。眼看着一个国民党老兵从下面冲了上来,端着枪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响,我眼前一黑,身体一下就扑倒在地,失去了知觉。这颗子弹从左眼角射进,右耳根穿出,我趴在地上血流不止,染红的黄土地足有1米宽。在坡地上,我昏迷沉睡了整整24小时,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旷野中的狼嚎,但万幸没被狼吃了!第二天下午,我部队侦察排的同志上来侦察敌情时,我迷迷糊糊中从左耳听到了动静,想挣扎着起身,但身体不听使唤,动弹不得;想张开嘴发出声响,可牙关紧锁,就是张不开嘴;只好从鼻孔、喉咙里挤出‘同志,同志’的颤音……侦察员发现我还活着,赶紧回到学校跟连长汇报说,‘你们学校里还有一名学员没有死,正躺在阵地上,你们快去救他吧’。后来,来了4名同学用门板把我抬到连队卫生院,由于医疗条件非常差,部队又安排几个老乡把我抬往野战医院,没吃没喝走了3天3夜,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那时,我脸肿得特别大,牙齿紧闭着,嘴巴张不开,两个月吃不了东西,多亏了当地的老乡坚持每天从我牙缝里灌些小米粥,才救活了我。当时,我在一个破窑洞里养伤,条件真是太艰苦了!”说着,王承登老人的眼睛又湿润了。

    回忆起自己负伤的经历,最令王承登老人感慨的是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在采访中,他反复地对记者说:“群众是水,军队是鱼,鱼儿离不开水,没有群众,我们一天都活不了!”

凌步机:《红色中华》只字未提长征消息

    “《红色中华》是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来源。”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保管陈列部主任谢春勇说,“1935年1月21日第264期《红色中华》出版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说明此时《红色中华》仍然没有停刊,而是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继续在苏区出版发行。它是迄今发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时间最靠后的一期,也是我馆的‘镇馆之宝’。”

    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红色中华》(第264期)正面和背面。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藏

    记者翻阅了第264期《红色中华》的档案记录表,名称一栏写着:“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六四期。”尺寸:“纵23厘米、横44厘米。”入藏时期:“1954年9月8日。”形状内容描述:“《红色中华》第264期是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出版的机关报。本期于1935年1月21日出版。这期主要内容是列宁的教训、瑞金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等。此期残缺严重,剩下的只占全张报纸的三分之一。”征集经过:“1954年9月8日,瑞金革命纪念馆从会昌县西江区群众家征集。”鉴定意见:“该报的出版时间和单位详细,完全可以证实。1989年省文物鉴定小组鉴定为二级藏品(1994年5月1日由全国近现代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以后又改为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中社”停止播发新闻,工作人员部分随红军主力长征,部分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瞿秋白领导下,“红中社”人员坚持出版《红色中华》24期,至1935年1月停刊。《红色中华》坚持出版,发挥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突围和激励苏区广大军民的作用,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一段永远值得纪念的悲壮历程。

    谈及这段历史时,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赣州市党史工作办公室原调研员凌步机告诉记者,为详细了解红军主力转移后,《红色中华》继续出版发行的情况,他们曾先后拜访过时任《红色中华》编委委员韩进、袁血卒、张凯、赖绍尧等10余位老同志。据韩进等同志介绍,红军主力长征前,“红中社”原有5名编委委员,即瞿秋白、任质斌、徐明正、韩进、谢然之。红军主力长征时,任质斌、徐明正两人随红军主力长征了。谢然之兼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被安排在附近农村养病,后来投敌叛变了。“红中社”编委实际只剩下瞿秋白和韩进两人,由瞿秋白负责,瞿秋白还患有肺病。为了使报纸能按时出版发行,他费尽心血,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再加上营养不良,显得更加憔悴。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仍接着原期数编号,每周出版3期,后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两期,最后是每周1期。发行对象仍是中央苏区军民,但发行数量减少,仅为3000多份(红军长征前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份)。报纸发行主要靠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纸由苏区印刷厂用活字铅印。印刷厂地址在会昌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密林中,编辑部则设在于都黄麟乡井塘村,两地相距20多里。由于人员少,稿件主要靠通讯员投稿。报纸的宣传内容,主要是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等,后来又以大量篇幅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占苏区后大肆烧、杀、抢、掠的罪行,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斗争到底。为保守秘密,对于红军主力突围长征的消息,《红色中华》始终只字未提。

    1935年2月,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内,形势十分严峻。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发来电报,要中央分局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将机关人员和部队分散到各地打游击。这时,报纸已不可能再继续出版了。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报社工作人员将机器埋藏后,到了赣南省军区,同赣南省机关部队一起于3月4日从于南地区出发突围。突围中,报社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被打散,有的牺牲。瞿秋白则于2月上旬就离开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同何叔衡、邓子恢等一起,经瑞金武阳往福建长汀突围。后来,他被俘于长汀,英勇就义。

    红军主力长征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坚持出版发行4个多月。它大大地激励了中央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坚定了广大军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有效地指导了中央苏区军民的斗争。

    关于红军及长征,赣南苏区人民书写下太多的故事。据长征历史研究专家蔡建勋介绍,当年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11.3万人参军支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5个瑞金人里就有1人为革命牺牲”。就此而言,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10月21日 总第2980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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