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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档案文献看社会时代变迁

——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访谈录

作者:本报记者 宁宇龙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8-23 星期二

宋贵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宁宇龙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社会建设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近年来档案及档案工作支撑与服务的重点。日前,本报记者就档案及社会建设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贵伦。话题,就从他的职业生涯谈起。

    “我有文献档案老情结,一直对所从事的新事业有影响”

    记者:宋书记,您好!档案工作与您从事的社会建设工作看起来距离很远,但知道您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觉得应当能找到共同语言。

    宋贵伦:所学专业和初始工作情结,往往决定人生道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没多大关系的事情,往往由所学专业和原来的工作经历潜移默化地连结起来。我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从事的第一个职业是党的文献研究,习惯了历史性思维,加上我们党一贯教导我们不忘历史,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不忘初心”,所以,我从事的社会建设工作表面看起来与档案文献工作没多大关系,但在我这里,就有了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的档案文献情结是在大学熏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训练起来的。尤其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研究党的档案文献就成了专业。那时,我一边“入乡随俗”学习文献、往档案堆儿里钻,一边积累档案、往业务方面靠。研究档案、积累档案这两个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

    再比如,在中宣部工作5年,作为时任副部长龚育之的秘书,我于1991年下半年,协助龚育之同志系统梳理邓小平思想理论资料。其间,我基本每天泡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室和中宣部资料室里。

    后来,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我主持开创了《北京市宣传工作年鉴》编辑工作;在市社科联,主持完善了《北京社科年鉴》编辑工作;尤其是2007年10月就任现职时,在不知什么是社会建设的情况下,我一边学现代知识,一边学党的社会建设理论和档案文献,坚持每年编一本《北京社会建设年鉴》,自觉地把北京社会建设史料留下来。

    “纵观党的社会工作史,可划分为4个30年,有四篇标志性重要文献”

    记者:您这30年,还真的与档案文献工作密切相关。那么,党的档案文献与社会工作发展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宋贵伦:当然有,而且有深入密切的联系。

    首先要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幸运儿,亲身经历了时代大变革和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回过头来看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的档案文献,很亲切,而且不断有新的感悟。

    我以为,纵观党的社会工作史,可划分为4个30年,有四篇标志性重要档案文献。第一个30年是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要是动员社会武装夺取政权,代表文献是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个30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主要是组织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代表文献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三个30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主要放手社会进行改革开放,代表文献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第四个30年,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主要是带领全社会共同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代表文献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的“七一”重要讲话。

    “从历史和文献中,可以找到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轨迹:从先后服务军事、政治、经济,到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质的飞跃”

    记者:4个30年、四篇重要文献,这是大视野、新视角。能具体谈谈吗?

    宋贵伦:应当说,我们党是始终重视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党如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是党的社会工作的主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形势任务,有不同的侧重点。

    第一个30年,是围绕武装斗争做社会工作,重点是处理好武装斗争与动员社会的关系。这一时期,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将社会动员了起来,团结到了党的周围。发表于1925年、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这一时期党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党的社会建设工作的奠基之作。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为科学制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把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成5类,强调党应当把社会大部分阶级团结起来。毛泽东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也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

    第二个30年,是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社会工作,重点应当是处理好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有得有失,一方面把社会组织了起来,一方面逐步偏离正确轨道、走向思想僵化和社会动乱。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新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开篇之作。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十分必要。强调指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具体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理论上比较好地回答了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第三个30年,是围绕改革开放做社会工作,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让社会活跃了起来,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党的文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个谈话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两个文明一起抓、消除两极分化等论述,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社会建设理论方面都有许多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理论,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并列,开创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四个30年,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是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社会建设,重点是处理好社会建设、改革、治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今年的“七一”重要讲话。这个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治党理政的基本方略,对社会建设、改革、治理和社会领域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我们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要文献,创新北京社会治理,核心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国理政理念落实到社会建设实践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党的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基层组织及自治组织“六大组织”的关系,努力提高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四大能力”,在加强党的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引入巿场机制、激发社会活力、深化街道改革、完善社区治理上下功夫,在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破解难点问题、构建社会和谐方面求实效,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

    纵观4个30年历史,学习四篇重要文献,我们可以找到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轨迹:从先后服务军事、政治、经济,到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质的飞跃。我们要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不懈努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8月22日 总第2955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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