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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抗战烽火

——访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特邀撰稿人 王 佶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11-10 星期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坚持“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带着全家老小十几口人,背井离乡,开始逃难之旅。他们从浙江石门缘缘堂出发,经过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到达重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在逃难途中,丰子恺用画笔记录下了逃难的点滴、社会底层的苦难和战争的惨烈,依旧用漫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积极宣传抗战,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鼓舞我军民团结抗战的士气。

    在丰子恺诞辰117周年之际,在浙江省桐乡市档案局副局长王佶的引荐下,记者专程赴上海采访了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老师,聆听她讲述父亲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的故事。

    穿过上海徐家汇繁华的商业街,进入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一位精神矍铄、面庞慈祥的老人把记者一行迎进了家门。这位老人,就是丰子恺唯一健在的孩子——丰一吟。

    丰一吟,生于1929年5月6日,是丰子恺的幼女。她现为上海文史研究会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

    丰子恺有7个儿女,丰一吟是小女儿,今年也已经86岁了,但她仍保持着一颗童心,自称是个老小孩。她回忆起小时候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那段往事,很多细节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答应,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丰一吟老人会心地笑了。

6年“华屋”,度过快乐时光

1944年夏,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重庆沙坪坝留影。

    李家大妈所说的“新房子”,指的就是“缘缘堂”。

    谈及“缘缘堂”名字的来历时,丰一吟老师兴奋地说:“1926年,爸爸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就为爸爸的住处起了‘缘缘堂’的名字。后来,‘缘缘堂’这名字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直到6年后,爸爸才在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现在属于桐乡市)。

    “1932年底,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11月9日。在建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人东迁西搬。在这期间,他还用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写出了20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

    “那时的爸爸,已经留着胡子。不仅嘴唇上方有须,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我从未见过没胡须的爸爸。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去世后开始留的。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丧期间不能剃须、理发。爸爸从此就开始蓄须,那是1930年的事。”

    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为了这点,工事中我曾费数百元拆造过,全镇传为奇谈)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爸爸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据我二姐回忆,缘缘堂‘上梁’这一天,按当地习俗蒸了许多‘上梁馒头’。为纪念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我祖母,爸爸书写‘春晖’二字,并刻成图章,用红色盖在每一个馒头上,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

    1933年春,丰子恺的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缘缘堂的建筑费只花了6000元,但爸爸却把它视为至宝。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他交换,石季伦(西晋富豪石崇,字季伦)愿把金谷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西北,是石崇的别墅,繁华富丽,名盛一时)来和他对调,他绝不同意。我家在缘缘堂实际上住了5年还差一点,如果从1932年底动工开始算起,有6个年头,所以爸爸在逃难时写的一首词中称它为‘6年华屋’。

    “新屋建好后,其实爸爸住在这屋里的日子并不多,他总是忙忙碌碌地奔走于沪杭与石门之间。不过他把缘缘堂作为永久居住的一个巢。从沪杭回来,爸爸可以感受到‘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趣。孩子们,在这里也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丰一吟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在金山卫登陆,敌机到处狂轰滥炸。浙江杭州也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

    丰一吟老师回忆说:“11月6日早上,我和元草哥照例背上书包从后门大井头到西竺庵上学去。我们回家吃中饭时,天上有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传来,这也不足为奇,石门上空常有敌机飞过,但这次飞得很低,声音很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走到外面一看,一架双翼的日军侦察机低低地飞过来了,可以望见飞机上的驾驶员。镇民纷纷走到街头上看热闹。

    “爸爸听人说,上海南市已成一片火海,但总以为小镇上安全,所以一直按兵不动,甚至还在红烛高烧,开设素筵,过他40岁的生日。不过众宾客席间谈论的已是看到、听到的种种惨象。这是缘缘堂最后一次热闹。这之后的几天,石门镇上的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日寇的种种暴行。”

丰一吟手持父亲给她画的漫画  屈建军 摄

    这天下午,丰一吟和她的元草哥照旧去上学。他们正在上课时,敌机又来了,还是飞得很低,盘旋了几圈,猝然接连响起了枪炮声,“哒!哒!哒!”“轰!轰!”震耳欲聋。这一下,课堂里一片混乱,师生们夺门而出,纷纷经操场逃往校外。

    “我不管别人往哪儿逃,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我跑到大井头,还没进家门,在身边不远处一枚炸弹就爆炸了。幸亏那时的炸弹威力不大,我才得以安然无恙地跑进了家门。可是,家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忽然,我听见爸爸的呼唤声,‘一吟,快来!快来!’原来,爸爸躲在东房北边的方桌底下,我连忙也钻进去了。哈哈!不仅爸爸,妈妈和姐姐、哥哥们都在这里面躲藏着。后来,爸爸急于了解镇上遭难的情况,出去探询,才知两个小时内,在这个没有任何设防的小镇上,日寇竟然投下了10余枚炸弹,当场炸死30多个人,受伤的群众不计其数。镇民纷纷逃离,石门顿成死城。”

    面对日寇的入侵,丰子恺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语,如果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人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决定去桐庐投奔马先生。怀着痛心的惜别之情,我们家离开了南圣浜,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逃难的艰辛,是我们小孩子难以理解的。父亲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了江西萍乡就已白了三分。”丰一吟老人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不无感慨。

    丰一吟老师告诉记者,最让她父亲痛惜的一件事,就是“船行至桐庐时,爸爸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根据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画稿。他觉得携带这些东西很危险,万一被日寇追上,搜出来这些东西,船里的人就都没命了。后来,他忍痛把画稿扔到了河里”。

    “我们走到南山路上,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我们一行16人走得快慢不同,前后望不见,只好各自躲避。敌机来了,丢了炸弹,据说是炸钱塘江大桥的,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幸而大家无恙。”丰一吟老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丰子恺在《中国就像棵大树》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武昌看见一棵大树被人砍伐过半,只剩一枝干。春来枝干上怒抽枝条,绿树成荫,仿佛是在为被砍伐去的同根枝干争气复仇。丰子恺回去后就画了一幅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漫画,并题上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借《护生画集》,拯救世人的心灵

1918年5月24日,丰子恺(右)在杭州与弘一法师、刘质平合影。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一生中创作的最重要作品。

    1928年,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初集),字、画各50幅。“弘一法师写字,爸爸作画。一面字,一面画。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时值弘一法师50岁整寿,爸爸谨以此画册恭祝。”

    “抗战时期,我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值弘一法师60岁整寿,爸爸又与驻锡福建泉州的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续集)。弘一法师写60幅字,爸爸画60幅画,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

    其间,弘一法师从福建泉州来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惶恐。他在流亡途中,生死未卜,即使太平盛世,到弘一法师100岁时,他应是82岁了,岂敢盼望如此长寿!但师命焉敢不从,便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尊嘱。”

    “我现在回想起来,弘一法师要爸爸为他祝百岁寿,其真正含义绝非在于祝寿。因为作为法师,一般是不做寿的。弘一法师显然已看到了护生画对于世道人心的莫大作用。他要这位善画的弟子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是要借此拯救世人的心灵。你想,日寇如此狂暴侵略我国,屠杀无辜百姓,弘一法师焉能无动于衷!”丰一吟老人感慨地说。

    1938年春,丰子恺一到湖北汉口,就有人告诉他,曹聚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掉了。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而你却主张护生、慈悲,那岂不变成了不抵抗?丰子恺听了很反感,觉得曹聚仁没有明白“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的关系。

    “父亲认为,提倡护生,并不意味着不抵抗。恰恰相反,正因为爱同胞、爱家国,才更要奋起抵抗。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我们抗战是为公理、为正义、为人道、为和平而战,所以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是为护生而抗战!”说到情绪激动时,丰一吟老人想起了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她随便踩蚂蚁,被她父亲看见了,连忙劝阻她说,“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它回家,你踩死了它,它的爸妈就要哭了”。以后,每逢蚂蚁搬家时,丰一吟非但不伤害它们,还把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经过的路上,劝过路人绕道行走。

    “父亲觉得,如果一个顽童一脚踩死了数百只蚂蚁而毫无愧疚,这一点点的残忍心如果扩大开去,将来就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所以护生的行为,并不是仅仅保护动物、植物,实则是为人生。”

    当时,在侵华日寇的兽行暴虐下,作为一介文人又该如何“护生”呢?

    正如丰子恺在1938年4月10日的《粥饭与药石》一文中所言:“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抗战期间,丰子恺从贵州遵义迁往重庆的路上,就听到了弘一法师63岁圆寂的消息。在弘一法师去世之后,丰子恺仍坚守约定,每隔10年结集出版一本《护生画集》。《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1集,到1979年出版第6集(1973年,丰子恺完成了画稿),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间断,书写了为人守信的一段佳话。

手书《结婚证书》,见证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

1941年9月7日,丰子恺为女儿丰林先手书的《结婚证书》。

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提供档案

    1941年,丰子恺一家又由广西宜山经德胜辗转至贵州遵义。“去日孩童皆长大”,当年一起逃难的孩子们,如今都长大成人。丰子恺的大女儿陈宝已完婚,次女林先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丰子恺为了给儿女们补习功课曾聘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宋慕法便是其中之一。不料,宋慕法和丰林先在交往中渐生爱意,丰子恺便顺应女儿心意,让他们喜结连理。

    “1941年9月7日,我先姐和慕法哥结婚了。这是我们家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先姐结婚时,爸爸用毛笔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了《结婚证书》。婚礼上,陈志超夫妇是介绍人,但那时他们已返回温州家乡,所以由丙伯夫妇代替。证婚人是苏步青(杰出的数学家)。女方主婚人是爸爸,男方长辈在温州家乡,就请浙江大学的舒鸿教授夫人代替。尽管是在非常时期,新娘还是希望尝一尝披婚纱的滋味。正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送了一条绣花被面,新娘就把它披上当婚纱。新郎则向同学借了一套西装。先姐结婚后,就在外面租房住了。后来,姐夫到遵义酒精厂工作,一年多后才去重庆。”说到姐姐的这段姻缘,作为见证人,丰一吟老人又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打开茅台酒,为抗战胜利干杯

    1942年11月,丰子恺一到重庆,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亲自到场举办的画展(由别人代办展览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作品都是爸爸在逃难中新创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画幅宽23厘米、高30厘米。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他创作的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

    关于绘画风格的转变,丰子恺在举办这次画展时,写有《画展自序》一文专记其事:“……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绘画风格的一大转变。”

    1943年入夏前,丰子恺用这次画展所得5万多元法币,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住房“沙坪小屋”。

    1944年中秋,全家人团聚,7年的逃难生活,让丰子恺感慨不已。文人只有用手中的笔托物言志,丰子恺填词《贺新郎》一首,其中有两句是:“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

    一年之后,丰子恺的预言成了现实,“1945年8月10日之夜,传来了抗战胜利的大喜讯。全家人欢欣鼓舞之余,一人一句写下了唐代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爸爸还画了很多幅《八月十日之夜》的漫画,赠送给亲朋好友。那一天,就连平时客客气气的邻居也到我们家来讨酒喝。爸爸打开了珍藏的两瓶茅台酒请他们喝,一直闹到深夜两点钟”。

    丰子恺虽然盼来了“漫卷诗书归去也”的日子,但要回家乡,首先得有钱。于是,丰子恺又在重庆举办了第二次画展。展出地点是在两路口社会服务处。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至7日。因为参展作品中有很多幅反映欢庆抗战胜利情景的漫画,所以又是一个“满堂红”。

    为什么说“满堂红”呢?丰一吟老师解释说:“因为爸爸的那套画只供展览,不出售。要买的人指定要哪一幅,就在这一幅上用回形针别上一个红纸条,上写某某人订。满场都是红纸条,共有360张。其中,有的同一幅画上别了好几张红纸条,说明大家都看中了这幅画。展览结束后,爸爸就在家闭门作画。1946年1月,这批画又在沙坪坝和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续展。每次展览,我总要去帮忙别红纸条。”

    路费筹措好了,丰子恺携家眷踏上返乡之路。“1946年7月上旬,全家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庇护我们近4年的山城。返乡之路甚至比逃难更苦。当时,我们钱不多,买不起飞机票和轮船票,只能坐火车绕大圈走陇海线,到了徐州再换火车到上海。那时候,火车开得非常慢,一个卖小吃的人,跳上一节车厢卖完了东西,再跳下来,还来得及爬上另外一节车厢。”在返乡途中所经历一些事情的细节,丰一吟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1946年9月25日,丰子恺一家人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返乡凭吊缘缘堂。这座凝聚丰子恺心血的建筑,早已在1937年毁于日寇的炮火中。

    后来,丰子恺又回到西子湖畔的小屋里过着悠闲宁静的生活……

    自1975年丰子恺去世后,丰一吟老师就全身心投入到丰子恺作品的整理、研究中,编纂丰子恺一生海量的画作,出版有关丰子恺谈论哲学、宗教、艺术、文学、音乐、教育的文集,创办丰子恺研究会,接待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学者、友人……

    正当丰一吟老人企盼让父亲作品中的真、善、美再次穿过时空的雾霭,照亮当下国人的心灵时,“忽如一夜春风来”,2013年,祖国的大江南北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广告,将“中国梦”的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让入选其中的丰子恺漫画一时风光无限!

    那寥寥几笔的数间民居、一泓清泉、挺拔的青松和结伴而行的人们……以丰子恺漫画为底稿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广告,向人们诠释着我国仁爱宽厚、孝悌友善等传统美德,引起了人们内心共鸣的同时,也说明丰子恺的漫画风格至今仍然具有时代气息和活力!

    本文丰子恺漫画由丰一吟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6日 总第2833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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