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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追梦人

——记江西省九江市档案局民间档案征集员沈家保二三事

作者:吴大广 郑惠敏 特约记者黄生生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2014-08-20 星期三

  今年七十有六的沈家保,自幼爱好集邮、集报、收藏文史资料,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就职于江西九江市庐山区文教局,从事文档工作,退休后仍热心档案事业,严谨治学、执着追梦,一时传为佳话。

  2012年5月,沈家保被市档案局聘为民间档案征集员,在工作中接触了诸多人士,协助众多人员解决了因档案不详难于落实的问题,深感档案的重要性。于是多年来他默默耕耘在这块不为他人理解的平凡岗位上,走进百姓家门,搜寻各种资料,直到1998年退休仍乐此不疲。他曾被庐山区档案局授予先进工作者殊荣,他的诸多文章见于各级报刊,其中一篇题为《面向基层,热情服务》,刊载于北京《中国档案管理精览》一书中,论述精辟,颇受好评,传为佳话。他还将30余年来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反映历史原貌的文史资料汇编成集,名为《庐山区文史小考》,弥补了地方志的不足,深受读者的好评。他不畏权贵、名人、名作,敢于直言,尊重历史,勇于探源,使事实还原于其庐山真面目,不再以讹传讹。

  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到底写于何处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州人,因过浔阳爱其山水之胜,所以筑书堂于庐山之埠,晚年退居庐山莲花峰下,并曰“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他一生从政30余年,长期担任地方官,且多负责刑狱工作,为理学的开山祖,一生著述虽不多,但对后世影响很大。除《太极图说》、《通书》一类哲学著作之外,其诗文亦不乏佳作,如《爱莲说》,言简意赅,影响久远,曾为初中课本录入乃学子必读之名篇,其意深远。沈家保在入九江市第一中学读初中时,就对老师讲述的这篇文章留下深刻印象,因其母亲也是姓周,可能是亲情所致,他对这篇名作有特殊的情感,后来他迁居至“莲花池”,便萌发了探究这篇名著到底落笔何处的想法。

  黄瑛、詹开逊、徐新杰等曾分别在《初中古文导读》《南方文物》、《江西政报》上撰文论述均将《爱莲说》写作地点认定为江西南康郡(今星子),有的作者还认为该篇是周元公1072年写于九江莲花洞“濂溪书院”内,诸多笔者对这名篇的写作时间、地点引发纷争,各抒己见。为此,沈家保多次走进图书馆查阅史料、地方志,同时走访九江名家,悉知周敦颐曾两次在赣南为官:一次是农历四年(1044年)任南安(今大余县)军司理参军;一次是嘉祐六年(1061年)任虔州(今赣州)通判(宋代,县以上的行政机构为州,与州同级还有府、军、监,由知州与通判掌管审判权),于是他大胆推设《爱莲说》可能写在赣州。

  常言道:有假设才有求证,但立言要有据。2005年6月下旬,沈老有幸赴赣州参加江西省报友联谊会。他带着疑团专访了时为赣州一中高中语文教师沈正力先生,宗亲相见,无所不谈,实有相见恨晚之感。在族兄的鼎力相助之下,他终于解开了他多年的疑惑。

  据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年谱》记载:“八年癸卯。先生四十七,正月七日,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希颜游岩题石,并有诗刻石。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五抟篆额。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先生四十七,即嘉祐八年,即公元1063年。

  《赣州府志》记有爱莲书院,云:“爱莲书院在城北,其地原为督学试院,有周茂叔莲池遗迹。”又有爱莲亭条目:“濂溪书院旧在东北玉虚观左……”这些记载充分证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至治平元年(1064年)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已建莲池,并于1063年5月在此地已挥笔题写《爱莲说》这一传世佳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2月23日《中国档案报》将沈老1300余字的探研论文公布于示,掀开了历史的真面目,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终止了争执多年的话题。

  毛泽东会不会到庐山图书馆看书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1983年12月26日,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全套四枚。其中第四枚为“毛泽东同志1961年在江西”,其主图采取了吕厚民于1961年在庐山会议期间,为毛主席拍摄的一幅生活照片。照片上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面对着一排书架,正在聚精会神捧读《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60页《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人像背景为一幕墨绿色大窗帘。吕厚民将这帧照片定名为“毛泽东在(庐山)图书馆书房”。沈家保得到这套纪念邮票后,爱不释手,细细品味,整个画面构图简洁,摄影家利用侧光进行抓拍,色彩柔和,人物形态自然,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惜时如命,抓住点点空闲博览群书,让他从心底油然产生对领袖无限的敬仰……。他拿着这帧堪称艺术珍品的邮品反复思索,当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毛主席的住处与庐山图书馆相隔甚远,毛主席一贯爱看书,但他老人家哪会有时间去呢?此照片的定名是否有误?于是沈老决心拨开云雾,探寻其详。

  后来,他利用每周六必徒步从好汉坡登山之机,走亲访友,查寻资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购得《毛泽东庐山用书写真》一书,如获至宝,仔细拜读。又专程亲临图书馆拜访了该书作者之一,时任庐山图书馆馆长的张莲娣女士,受到张馆长的热情接待,并在此书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张莲娣女士还向他介绍:照片上毛主席当年阅读的书籍是从庐山图书馆借去的,阅读的地点并不是图书馆,而是在毛主席的住处芦林一号,并推荐他到庐山博物馆找姜正南馆长。沈家保又不辞辛劳,徒步来到博物馆,正在忙碌的姜馆长被这位素不相识的老者为探寻毛主席在庐山何处看书处的执着精神深为感动,忙放下手中活儿,亲自陪他去芦林一号。在当年毛主席住房右边一间会议室内,姜馆长指着靠窗的一角说,毛主席1961年在江西的那帧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现已辟为展室。望着这眼前的景物,毛主席那孜孜不倦、潜心读书的高大形象似乎又浮现在窗前,让沈家保肃然起敬,感慨万千……

  沈家保为考证一枚小小邮票画面的来龙去脉,不辞辛劳,苦苦求索,并撰文《是庐山图书馆还是芦林一号》刊登在1999年2月8日的《中国档案报》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这种认真、细心、务实、执着追求的科学态度,是兰台人学习的榜样。

  李大钊百年诞辰邮票的真相

  三年前(2011年),沈家保回到阔别多年在修水工作的故地,在老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馆内讲解员热情地对展品一一作介绍,当讲到“孙中山与李大钊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象征国共合作这幅展品时,他感到愕然。因为他从收藏资料中曾知晓这一照片的定名与事实不符,但一时又说不清详情,于是参观完后他立刻向时任该馆的负责人刘烈根反映自己的看法。刘烈根表示,这是对历史负责,对纪念馆工作的支持,并渴望沈老将考证的详情告知他们,以便纠正。

  回九江后,沈先生从他的资料库中将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将资料用挂号信寄往“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供他们作参考。据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管理人员余齐昭女士经多年探本求源后得知,1956年,上海市某局文博科负责人最早将孙中山旁其人误作是李大钊。自此以后,中国近代史增添了“孙中山与李大钊并列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史实,一己之见,几成定论。至此,长期以来,无论是研究国民史的论文,介绍国共合作的宣传资料或是出版纪念孙中山的画册,还是1989年由何家英设计的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邮票,在主图李大钊的背景中,均采用“孙中山与李大钊并列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历史照片来衬托,致使这帧定名不实的照片成为国共合作的象征。

  但与孙中山步出会场的人又是谁呢?1978年初,曾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张猛(张国森)先生在中山大学内孙中山纪念馆预展参观时看到这帧照片,一眼就认出与孙中山并列步行人是邓彦华,当时与他同为大本营上校副官,都是保护孙先生的卫士,而不是李大钊。邓彦华的胞妹邓丽珍女士也证实与孙中山并列者是她的亲哥哥。2001年10月,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博士在其主编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第155页引用此照片时,文字说明为“祖父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散会后步出会场”,更正了有异议的字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笔者今年专程到九江图书馆查阅了此书,并拍照片得以证实),致使这张以讹传讹的历史照片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修水纪念馆接到沈家保提供的有价值的史料后,立即取下这块展板,以避免谬误流传。

  一份档案解读了鲁迅笔下的九江人

  谷中和原为江西九江造船厂子弟学校教师,沈家保与其是挚友。2002年春节时沈家保拜访了他,两人相见亲切,交谈甚欢。当谷老师谈及其父名源增,祖籍山东人氏,鲁迅在杂文集里曾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和有关情况时,让沈家保很惊愕,顿感兴趣。谷老师见沈老对其父的事情如此关注,便将他1998年在北京参观国际工艺展览会(此展览会有谷的剪纸作品)时托人买的鲁迅《华盖集续编》一书送到沈老的手中,在此书的第23页《学界的三魂》一文内,鲁迅先生写道“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在“源增”二字后上有一醒目注释⑦。在此书的第28页,注释全文如下:“源增,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1926年1月20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鲁迅先生在此杂文中先后三次引用谷源增的话语,真实地记录了鲁迅先生对北大学子谷源增的高度重视与评价,说明谷先生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实为难得的人才。

  随后,谷老师赠送了一张请画家重新描绘的谷源增的素描画像复印件给沈老,其像背面注有谷源增的生卒年月,小名为谷善益。手捧画像和鲁迅文集中的记述,沈老决心将鲁迅笔下的九江人谷源增探个究竟。

  回家后,沈老心想,要想揭开谜团,必应有证据。于是他多次来到九江市图书馆、市档案馆查阅是否有1926. 1.20的《国民新报副刊》,但都无功而返。后来他又写信给杭州大学的邮友余教授,请他协助寻找资料,但余教授那里也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原庐山区纪委的同志约他去原副市长许杰夫家中向许老咨询。八旬的许老一时回忆不起来。待沈家保出示谷源增照片,并说出他的小名后,许老肯定地点头说:“我想起来了,港务局有此人,个子不高,不是九江人,在港务局是一般干部。我认识,他在九江刚要解放时为护港做了有益于九江的事。”一席话语又激发着他去寻找这位九江人的档案。第二天他来到九江港务局档案室查阅是否有谷源增的档案,谁知翻阅人事档案目录,只有谷源达,却无源增,这就像一盆冷水浇于他心间。但随后他又想起并走访了《九江港志》主编之一的陈耀珅老人。陈耀珅老人说:“我认识谷源增,解放时,他是招商局九江分公司留守人员,他有兄弟三人,都是大学生。在《码头工人的护港斗争》一文中还记叙了他领头参与护港斗争的史实,我曾经见过他的档案,源增的档案绝不会丢失。”于是,沈老再次跨进港务局档案室,工作人员被这位年迈老者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几经查找,终于在档案库房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找到了谷源增的个人档案,使真相大白。档案中有谷源增完整的北大毕业证书,全文如下:国立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学生谷源增,山东省文登县人,现年27岁,在本校法文系修业完毕,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大学会第十条称文学士,此证,校长蔡元培、蒋罗詹(代)印章,中华民国15年9月20日(校印)(详见证书的影印件)。由此验证鲁迅笔下《学界的三魂》一篇杂文中的谷源增与其档案相符,谷源增祖籍是山东。北大毕业后,为报达故土的养育之恩,在山东文登老家创办了复式教学的九华小学,资助家庭贫寒的子弟上学读书,受到家乡父老的称赞。由于民国后期社会黑暗,官员腐败,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走南闯北,从北大到山东、四川,解放前辗转到九江定居,因而九江是他第二故乡。

  《寻找鲁迅笔下的九江人》一文见报后,谷中和老师很高兴,他代表全家兄弟姐妹和下一代人,向沈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要将父辈北大毕业证和鲁迅《华盖集续编》一书好好珍藏。(编辑:刘琛 编审: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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