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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档案”与“盖棺定论”

作者:崔珍珍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4-18 星期五

    “盖棺定论”,同“盖棺论定”,是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作出结论,出自明·吕坤《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中“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藉于子孙之乞言耳”一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盖棺定论”的说法是落后的,因为每个人物在历史中所留下的资料或档案凤毛麟角。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公众人物的档案资料不断公开透明,对公众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为官之人,往往并不像韩愈所说的“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行动成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党风任务的重中之重,反腐形势之迫切,反腐范围之大,反腐手段之严厉,让不少腐败分子闻风丧胆。从“老虎苍蝇都要打”,到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这只退了休的“老老虎”也被打,百姓看到了我党反腐的决心,也让贪腐分子明白,“退休”已不再是“护身符”,无论是谁,都要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承担历史责任。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每一个为官之人都会被世人反复谈论、评价,而评说的依据即这个人的所言所为,也就是自己书写的“人生档案”中的“履职档案”。“履职档案”是“人生档案”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为官者是否尽职尽责,是否能够书写好“履职档案”,往往会成为影响其整个“人生档案”的重要部分。权力是一个人在特定时间和岗位范围内所拥有的对人、对事的控制能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就要公开个人履历,包括出生日期、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常见的还有官员任职期间的工作动态、照片、讲话等影像、图片、文字记录,这些公开的记录是“显性档案”,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其他信息,比如渎职、贪污腐败、生活作风等方面涉及的“隐性档案”,不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是一个人客观存在的行为记录。

    “人生档案”是永远存在的,是不能被随意更改的,也是不能掩饰的。一个人是正义还是邪恶,是清廉还是贪腐,不是在其任职期间就能够定论的,也不是退休或盖棺后就能够定论的,时间与档案会证明一切。行得正、站得直的官员不会弄虚作假、刻意修饰显性档案,也不会有什么值得隐藏的隐性档案,一些官员企图通过美化显性档案获得支持和晋升,通过隐藏恶劣行迹模糊党和人民的双眼,这些都会不攻自破,也是愚蠢的。

    十八大以来,一些官员陆续落马的事实告诉世人,在位时所标榜的浮华以及全力掩饰的违纪违法行为是经不起国家和人民的审查和监督的。一个人的“人生档案”在某一时间内或许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贪腐行径一经公开,得到的不仅是世人的评判,还有法律的惩处。因此,“盖棺定论”终究抵不过客观存在的“人生档案”。那么,为官之人应该怎样写好“人生档案”呢?笔者认为,根本在于恪守为官之道。

    从古至今不乏居官为政之论述,古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宽厚胸襟,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民情怀,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精忠报国之勇,今有“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孔繁森等“为人民服务”之践行。纵观古今,所有令世人敬仰的好官都是严于律己、亲民爱国的典范。为官之人,与其为了一时之快放纵自己,又不得不在有生之年或盖棺之后被人品头论足,不如在当下就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4月18日 总第2597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段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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