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他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坚持做好事。他舍家为国，与妻子游丙莲分离44年仍忠贞不渝，并以身作则，引导晚辈走上革命道路，教育他们踏实做事、争当模范。
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为吴玉章60岁寿辰致祝词（《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刊登）。 中央档案馆藏
吴玉章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列，被称为“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为吴玉章60岁寿辰举行的祝贺大会，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并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青年时期，吴玉章受康有为、梁启超等影响，成为戊戌变法的积极拥护者。随着变法的失败，逐渐领悟到，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1903年，赴日留学，在日本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深以为然，随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后，他再次陷入迷茫。为探寻革命真理，又远赴法国，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给其思想带来重大转变。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一文中，他这样总结道：“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由于消息传递不畅，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并不知情。1925年1月，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时，见到了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才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深入了解党的组织原则、政治纲领后，他当即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经党组织考察，吴玉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参加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吴玉章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早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工作时，他作为四川代表来到南京。当时，有些投机革命的人对他说：“你来晚了，官都分完了。”他听后十分鄙视，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使国家富强起来。”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改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以他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为由，劝诱其回到国民党。对此，他立场鲜明地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也是志业为教育的一生。他始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早年撰写《劝游学书》，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去日本学习强国之技，组织、参加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帮助2000多名学生留学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找救国真理和希望，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在其中。在抗日烽火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专门培养抗战人才。其间，他积极奔走，为如何办好公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与建议。在延安，他不仅亲力亲为办教育，还承担起推行文字改革的重任，担任过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并为《新文字报》撰写发刊词，领导开展新文字运动。
党的七大代表在听报告（前排左起：萧劲光、吴玉章、徐特立） （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周恩来写信邀请吴玉章出任校长。此时，已古稀之年的他没有任何犹豫，欣然接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财政、外交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共中央又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他再次被任命为校长。自1950年至1966年，在担任“人大”首任校长期间，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息尚存须努力 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玉章不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妻子游丙莲和家庭也忠贞不渝，一直视家庭为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精神动力和坚强后盾。
游丙莲是一位农家女子，文化程度不高，但二人婚后互敬互爱，育有一女一子。在婚后的第六年，为谋求强国之策，吴玉章便“舍小家为大家”，东渡日本留学，此后开始了与妻子长达44年的分离。1943年5月31日，在应党组织要求撰写的《吴玉章略传》中介绍道，23岁离家谋求救国出路，全赖妻子勤俭治家，养育子女，使他无家室之累，能三四十年在外安心革命。1946年11月17日，正在重庆忙于革命工作的他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感人至深的悼文《哭吾妻游丙莲》：“我们结婚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专赖你苦撑苦挣。”“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946年11月17日，吴玉章为妻子撰写的悼词《哭吾妻游丙莲》。
吴玉章日常待人温和宽厚，但对自己则是严之又严。在延安，侄孙吴本清见到他每日十分忙碌，便担心其身体状况。他却说：“你入了党就应该懂得，我们共产党员的一生一世，一定要做到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定要把有生之年丝毫不留的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1940年冬，他因劳累过度病倒，甚至出现过病重休克，即便这样还是心系革命工作。吴本清怕影响他休养，便谢绝一些同志前来探望。他知道后批评道：“我虽然病了，但有两件事是可以办、也每天必须办的。一是看报，一是接近群众。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1963年，吴本清来京探望他时，请其在日记本上写几句话留念。当时，写下“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以此教育勉励吴本清，无论是过去干革命，还是现在搞建设，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共产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各行各业起模范带头作用。
吴玉章还经常教育及严格要求晚辈们不能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外孙兰其邦来到北京，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荣妻贵，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事”。甚至，他还动员女儿回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就连晚辈们带着水果去探望他，都会被要求补开票据。
对于晚辈们的学习，吴玉章更是悉心教导。兰其邦入校选择专业时，本想进政治经济系，他却建议结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学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本事——机械制造。1960年2月1日，他给吴本立等孙辈写了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春节家书。在信中，称赞孩子们的表现，更提出为人、处世、治学的严格要求，勉励孙辈入党后“要作一个好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趁“青年蓬勃发展的时期”“加十倍百倍地努力学习”。
吴玉章历经各种风浪，仍坚持一辈子做好事，这源于他深厚的爱国爱民之情。抗战时期，他对一手筹办起来的新文字训练班呕心沥血，曾把中央送给他的祝寿纪念品拿到银行换了3000多元边币，用来补助延安群众扫盲工作。1946年夏，他在重庆收到一封从河南寄来的信，开头写道：“玉章吾儿……”，很显然是寄错了。信的内容很凄苦，大意为儿子“吴玉章”被抓壮丁后，杳无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加之日军“扫荡”，家人难以生活，后听说“玉章”在外做了大官，所以才托人写信，希望尽快寄些钱回家解决生计。吴玉章看完这封信后，并未置之不理，而是郑重地回信，寄去钱款。据兰其邦回忆：“信上说，你们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信已收到了，你们两位老人看了不要生气，因为你们找到了我，我这个吴玉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我虽然不是你们的儿子，但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为抗日胜利作出了贡献，我应该感谢你们。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现在人民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我就是在为争取和平作奋斗。我相信只要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你们的儿子是可能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会渐渐好起来的。”
1959年11月与1960年5月，吴玉章先后写下两首《自励诗》：“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时机，奋勇前进。”“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两首诗不仅展现了他始终自我严格要求的品格，还是其“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的真实写照。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4月12日 总第4122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