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红色记忆

刘伯坚: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

作者:杨自立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4-04-10 星期三

刘伯坚

    刘伯坚(1895—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辛亥革命前夕,他目睹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的惨状,暗自许下济世救民的理想,从此投身“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革命洪流。

不谋高官厚禄 志在求知救国

    1917年秋,22岁的刘伯坚准备赴欧勤工俭学,但因经费无着,未能成行。次年春,他经人介绍,到嘉陵道驻保宁府道尹陈秉坤处做秘书,因办事得力,颇受器重。陈秉坤准备举荐其担任苍溪县县长,他婉言谢绝,“我不谋高官厚禄,志在求知救国”。1920年6月,在借到500银圆后,他终于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

    在巴黎,刘伯坚加入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参与组织以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二八运动、抗拒中法秘密大借款斗争和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研究苏俄革命的经验,逐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23年11月,刘伯坚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赞扬苏联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工的国度,一切焕然一新,……街头无乞丐,路途无盗贼,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男为此目的而奋斗”,表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此间,他不仅负责在莫斯科求学的200多名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承担联络旅莫华侨的事务,被大家称为“中共党内的驻苏大使”。

    1924年10月,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称“国民军”,流露出和旧军阀决裂的革命苗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与其多次接触后,决定对国民军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1926年8月,刘伯坚奉命回国,担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主任,选派大批政工人员深入各军、师、旅、团开展党务和政治教育工作,使部队的战斗力增强。1927年夏,冯玉祥被蒋介石拉拢,开始反共“清党”。刘伯坚虽被“礼送”至武汉,但内心的革命烈火却并未熄灭。

    1928年春,刘伯坚再赴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他深知要革命必须懂军事,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故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一同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刘伯承日后回忆说,“刘伯坚同志学习很用功,学得很好。一次我邀他去打球,他说:‘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完,现在不能玩。’”

    1930年秋,刘伯坚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与妻子王叔振一道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自1931年11月起,刘伯坚调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名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他认为,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会打仗,还要学政治会做思想工作。于是,他为学员精心设计课程,安排师资,一有空就亲自授课、与学员谈心。在他的努力下,该校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12月,刘伯坚参加宁都起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之后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瓦雀生意何盎然 我为中国作楚囚

    1935年初,中共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围困在江西赣州于都仁风地区。3月4日,为使机关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刘伯坚率部断后掩护,在冲杀至牛岭附近时,左腿中弹,次日拂晓,在打完所有子弹后,不幸被俘。敌人劝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他严厉驳斥,“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9日,他被转移至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庾(今大余县)的监狱;11日,再移至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候审室。为摧毁他的意志,敌人故意押解其穿过繁华街区。结果,他意志愈坚,审讯结束后,回顾途中情景,写下《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就是共产党人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多年后,这首《带镣行》与夏明翰的《只要主义真》合璧,被改编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第六首《就义歌》:

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13日,刘伯坚被押解至绥靖公署候审室已两日,他奋笔写下七言长诗《移狱》: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诗中描述了监狱里非人的生活,但刘伯坚没有被吓倒,反而一方面借用“南冠楚囚”的典故,坦露自己为革命甘坐牢笼、绝不投降的如磐志节;另一方面用“南国春事”暗喻南方革命势力蓬勃发展,抒发壮志未酬、渴望重返革命队伍的感慨。

    刘伯坚时刻挂念着革命形势,突围的战友是否到达梅关?长征路上的同志们是否一路顺利?19日夜,月光透过铁窗照在墙上,格外惨白,他想到再也无法同战友们并肩作战,遗憾不已,慨然写下七绝《狱中月夜》:

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半皎皎上东墙,反影铁窗皆虚白。

    刘伯坚在狱中留下的作品洋溢着对国家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与热爱,显示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

    料想生命即将终结,刘伯坚致信亲属,特别叮嘱勿将他被捕一事告知国民党上层人物于右任、邓宝珊,更不要请他们出面营救,他已坦然接受杀身以成仁的结果。他虽与二人私交尚好,但“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刘伯坚“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

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

    被捕时,刘伯坚有3个尚未成年的儿子。1930年8月,他同王叔振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时,考虑到军事形势严峻,带着两个小孩不方便,便将时年5岁的长子虎生托付给王叔振大嫂梁凤笙带回西安抚养,将年仅1岁的次子豹生带到苏区(1935年,留守红军处境日益艰难,豹生被托付给瑞金武阳村的郭贱姑)。

    1931年3月,刘伯坚三子熊生诞生。4月9日,王叔振接到调令即将赴瑞金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科长。她将幼子托付给芷溪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黄荫胡及其妻子邱满菊,临别之际留下字条: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后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情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 王叔振字

    公元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返回住地后,王叔振写信向刘伯坚说明此事:“你说过的为着革命,我们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熊儿送人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临刑前,刘伯坚记挂着3个幼儿。他分别写信给兄嫂和妻子,声明自己“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请兄嫂代为养育3个幼儿。他也给王叔振写了一封绝命书,安慰她不要伤心,期望她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脱离革命战线,并请她用尽一切力量教养3个幼儿成人,教他们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革命事业。

1935年3月16日,刘伯坚在狱中写给诸兄嫂的信(部分)。

    刘伯坚坦然面对死亡,1935年3月16日,在给诸兄嫂的信中写道:“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但是,他无法对中国革命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于是要求敌人将他葬于梅关,因为那里站得高望得远,如果自己泉下有知,也能看着革命烈火熊熊燃烧。此时,他所做的安排仍与国家、民族有关,堪称“死是为中国”。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对着刘伯坚的遗像和遗作动情说道:“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刘伯坚在遗书中自述“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既是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对后人最生动的教诲。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4月5日 总第4119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阮伸伸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