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浙江会馆创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浙江籍官员发起，官商共同出资，在浙江乡祠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它虽与乡祠相通，但另辟大门出入，馆舍前设正厅，后筑楼房、平房，共计130余间。其中，正厅祭祀着浙江先贤牌位，院内设有戏台，乡祠后建有花园，且“修廊崇轩，中起杂卉”，美不胜收。该会馆原址位于天津城内户部街，即今南开区北城街和城厢中路交叉口一带，现已不复存在。
这座会馆是为全体旅津浙江人而设，但管理者、资助者均以宁波籍商人和实业家为主，也就是近代天津的宁波帮。他们以会馆为纽带，不仅在生意上互相扶持，还共同做了很多公益慈善事业。严信厚、王铭槐、严蕉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大戏”都与会馆密不可分。
倡建会馆的严信厚
严信厚
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是近代天津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也是天津浙江会馆的倡建者。他最初为上海信源银楼职员，同治十一年（1872）经官商胡雪岩举荐，北上天津协助李鸿章办运铜械，得到赏识。
在天津，严信厚一方面开设票号、银楼，保持着他的商人身份；另一方面又捐得候选知府职衔，由此进入官场，成为一名“官商一体”的人物。他不但生意做得好，官也当得很出色，光绪四年（1878）开始担任长芦候补运同，次年就获得了李鸿章“年富才明”的评语；光绪十二年（1886）又因整顿河南十六个官运引岸运销事宜卓有成效，被李鸿章上书褒奖。
严信厚借着管理盐务之便开设了盐店，进而投资实业，成为第一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亦官亦商的身份，为其联络官商两界同乡创造了条件。光绪十年（1884），他有感于天津浙江籍仕贾云集却没有一个聚会宴饮的地方，于是向同乡天津道胡燏（yù）棻、天津知府汪守正建议创建会馆，但因故未果。光绪十二年（1886），又联合9名浙江籍官员向天津道万培因禀请创建会馆之事，获得批准。接着，他和汪守正一起向同乡官商募捐，使浙江会馆的创建顺利实现。在给万培因的禀文中，严信厚特将创建会馆的目的表述为团拜与祭祀，刻意迎合了官僚的价值取向，但这座会馆的实际作用远不止于此。同年，浙江会馆在尚未竣工之时就已开始为来津的宁波商船交涉治安方面的问题，同时创建了浙江义园，专为浙江同乡办理寄柩和运柩回乡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会馆建成后，严信厚又为来津宁波商船交涉免税事宜等，赋予了浙江会馆“官商一体”的鲜明特征。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严信厚等为筹建浙江会馆事禀天津道万培因文（部分）。天津市档案馆藏
“起死回生”的王铭槐
浙江鄞县人王铭槐被誉为“宁波帮买办之首”，是宁波帮最终形成的关键人物之一。光绪六年（1880），出身于五金行的他来到天津，被严信厚引荐给李鸿章。出于对宁波商人的信任，李鸿章给王铭槐交办了朝廷的几桩大生意。王铭槐抓住机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德商泰来洋行也因此看中了他的经商才能，便聘请其为买办，专门负责进口机器和军火，由此发迹，成为近代天津“四大买办”中唯一的浙江人。
王铭槐继承了宁波商人团结互助的传统，凡来津的宁波同乡有投奔者，他无不热情款待，或作保介绍工作，或赠银资助经商，久而久之，在其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个宁波籍买办群体，成为天津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参与了浙江会馆的创建，并且是浙江义园的初创董事之一。通过会馆，王铭槐和宁波帮的其他成员在天津的发展越来越好。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铭槐成为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掌管着该行的银库。当他发现银库监管的漏洞后，便利用职务之便将库银挪用于自己的银号和房地产生意。光绪三十年（1904），库银挪用之事被人揭发，引起轩然大波，随之他的信誉严重受损，不仅丢掉了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职务，其银号、商号也相继倒闭。因王铭槐的信誉关乎整个宁波帮的信誉，且帮助过许多人，大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宁波帮中的陈协中、张伯龙、孙仲英等买办联名向华俄道胜银行担保，承诺由他们归还王铭槐所导致的亏空。后来，凭借着浙江会馆特殊的影响力，以及与清政府各级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王铭槐不但没因此事而吃官司，还很快当上了德商礼和洋行的买办，从破产之灾中“起死回生”。
“菩萨心肠”的严蕉铭
严蕉铭是浙江镇海人，原为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买办。光绪八年（1882），他北上天津，先后当过多家洋行的买办，擅长军火贸易，而这就需要与清政府大小官员搞好关系，对此，其驾轻就熟，生意做得十分成功。
严蕉铭来津及发迹都较早，因此在宁波帮中颇有威望。浙江会馆创建时，也是主要参与者，并且在创建后连续多年主持馆务。在其带领下，浙江会馆做了不少公益慈善事业。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经在《大公报》刊登广告，宣布免费为老百姓提供一种经他亲试有效的喉疾药物，并且公布了药方，从这件事中便可看出其公益情怀。
筹集善款做公益对严蕉铭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皖一带发生水灾，因清政府救灾不力，导致哀鸿遍野。在当年的浙江会馆团拜会上，经其号召，到会的浙江同乡共捐出大洋1400余元。1915年浙江衢州发生水灾时，他又以天津浙江会馆董事的身份，和周星北、方药雨、叶星海等董事一起在会馆中召开筹赈会，向旅津同乡募捐，共募得大洋1000元，尽数汇交上海红十字会用于赈灾；并在致函中写道：“见沪上各报登载贵会为浙江衢州各属水灾征筹赈款，情迫言酸，读之一字一泪。弟等远在津门，南望桑梓，能无感恻！”对于家乡的挂念之情溢于言表。1916年，在严蕉铭70岁生日时，旅津的宁波同乡专门在《大公报》上刊登公启为其祝寿，称赞道“菩萨之称遐迩所熟闻”，这也证实了他素来享有“严菩萨”之美名。每次号召大家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时，他都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比如1918年，上海宁波同乡会为建筑新会所、设立商业学校募捐，一次就捐出了大洋640元。
严蕉铭之后主持浙江会馆者，先后有周星北、方药雨、王文典、张章翔等，他们也都是旅津宁波人中的佼佼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会馆进入鼎盛时期，业务包括联络救助同乡、慈善赈灾、兴办教育等。1937年天津沦陷后及国民党统治期间，宁波帮实力渐衰，会馆也随之沉寂萧条。可以说，浙江会馆的发展和兴衰是随着天津的重大历史一起沉浮的。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22日 总第4113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