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196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1927年在革命最低潮时，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坚强的老战士”。他坚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徐特立爱家顾家，与妻子熊立诚相濡以沫70多年，相互支持，同时严格教育子女“共产主义者的家属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
一本没有字的人生教科书
青年徐特立曾在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是他的学生。193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60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写了一封生日贺信，高度评价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在革命最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比许多青壮年还要积极，始终坚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写给徐特立的生日贺信。
徐特立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潮流紧密相连。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从事教育工作的他开始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曾推崇康梁维新，之后转而信奉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后，他又回到教育岗位“用教育改革人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徐特立在教育界已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和一群青年学生远渡重洋赴法求学，并特意选择了于救国有益的农工专业。然而，在欧洲转了一大圈，依然没能找到救国良方。
1926年12月，徐特立与准备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见面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政治课。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其惊喜不已，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当剥削阶级的统治、反革命的政权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革命——特别是拿起武器革命”。从此，徐特立抛弃了“教育救国论”，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回忆说：“这时我不了解共产主义，但非常赞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积极，不争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腥风血雨遍布大江南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陷入一场生死危机。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已到天命之年的徐特立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利诱，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陆定一专门撰文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1938年9月，毛泽东和徐特立在延安。
对于党组织的接纳，徐特立很兴奋：“我想不到共产党还要我这样的老古董，我实在高兴得很，我觉得我还不落后，还能加入革命的政党。”入党后，他立刻投入革命事业中。1934年，将近耳顺之年的徐特立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精神焕发、手不释卷，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并订立了一个“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晚辈们曾劝他“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几十年，吃尽了苦头，现在胜利了，也该享享清福”。他却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我还要用这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叮嘱晚辈不要搞特殊
革命战争年代，尽管与家人聚少离多，但徐特立对妻子熊立诚情深义重，对子女悉心关怀。
虽然熊立诚是童养媳，文化程度不高，但她一边抚养儿女，一边尽心努力劳动、办学，毫无保留地支持着徐特立的革命事业。对此，徐特立充满感激和敬意，经常教育儿女要孝顺母亲。1947年11月28日，他在给幺女徐陌青的信中写道：“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你是她所生，应该特别孝敬她。”
1938年，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在组织的安排下回湖南工作，途中不幸病逝。他担心妻子无法承受再次失去孩子（1927年，长子徐笃本病逝）的痛苦，只好费尽心思隐瞒。如，徐厚本转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被组织派去苏联等。后来，他还请人冒充徐厚本从苏联写信，称已另娶妻生子，无法回国。熊立诚知道后非常生气，要他写信加以“责骂”。他只好于1954年12月15日写下了一封永远无法寄达的“责子”信：“你的母亲每一天都是痛苦，老年人的心里总是这样的，比不上我们出门在外的人，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家，我是难说服你的母亲，请你多多考虑。话说完了，请回信。”就这样，他将这一消息瞒了22年，直至1960年熊立诚去世。之后，他便将两人的合影一直随身携带，以致照片中间有了深深的折痕。
徐特立希望晚辈们能够继承革命事业，因此，经常督促他们学习。徐厚本去世后，他不仅将儿媳刘萃英视为己出，为她改名“徐乾”，还支持她前往延安。1940年，徐乾先后进入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其间，多次写信敦促她学习。1944年6月2日，在信中语重心长地教导徐乾，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秉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加强学习，“你的学习机会百倍于我，我希望你从今日起把学习列为正式时间，不缺一分一秒……把他当作吃饭睡觉，除非有病绝不间断”。后来，他送给徐乾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在扉页上写道：“四年前你还是一个落后的家庭妇女，而今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实出我意料之外……希望你真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此外，还曾写信让她有计划地学习政治理论，如关于毛泽东主席的文章必须精通5篇到10篇，以一年为期，每月读半篇到一篇。
徐特立经常叮嘱晚辈们不要搞特殊，要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一不要有特殊思想，二不要有优越感，三不要脱离群众”。1953年9月，他在给长女徐守珍（又名徐静涵）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并严格要求“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
徐特立极力推崇实事求是的作风，曾明确提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并以此教育、勉励广大青年。
1940年，党中央为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院，徐特立被任命为院长。他认为，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学科与术科是科学不可分离的两面。因此，他在主持学院工作时，既重视基础科学，又注意应用科学。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边区技术人才缺乏的矛盾十分突出。对于如何进行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怎样分配使用有限的技术力量，他主张统筹兼顾，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党的方针政策应该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1942年，还组织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教育方针大讨论，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提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49年10月，他为《河北教育》创刊号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并特意撰文详加说明：“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党的学风应该是实事求是，学校的学风和办教育刊物的作风也应该是实事求是。1950年，毛泽东应母校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之请，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之后，他对徐特立说：“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一师写几句话吧！”为此，徐特立郑重题写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9个字，并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1963年3月，又为上海青年写了3幅题词。其中一幅仍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由此可见，他对实事求是作风的一贯推崇。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徐特立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坚持以革命事业为重，克己奉公、艰苦奋斗，也经常告诫晚辈们不要只为自己着想，“青年人任重道远，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留下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他高尚的品德深深影响着家人和广大青年。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15日 总第4110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