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城，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座古老宫殿群落的南端正门，便是天安门。明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永乐十五年（1417），“作西宫于北京，中为奉天殿，……午门之南为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皇帝下旨重新修建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寓意“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纵观明清两朝，天安门不仅象征着皇家的权威，更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金凤颁诏之址
中国古代建筑素来讲究“坐北朝南”，因此，天安门作为皇宫的正南门，在皇家礼仪中具有特殊意义。明清两朝皇帝继位时要举行“登极仪”，天安门便是仪式中“金凤颁诏”的重要场所。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朱棣驾崩，仁宗朱高炽继位，举行登极仪式。其时，首先命人在奉天殿内准备宝座、宝案等，“别设云盖于承天门上”，又“设云舆于午门外”。登极当日，仁宗先后于奉天殿、奉先殿行礼，告祭天地、祖宗，再接受百官朝贺。之后，“百官出至承天门外，候翰林院官赍诏书用宝讫，鸿胪寺官请颁诏，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由奉天殿左门出，锦衣卫于午门前，候捧诏置云盖中，导至承天门开读”。此后，明朝历任皇帝继位行礼均按此进行，承天门便成了宣读诏书之地。
清沿明制，天安门在皇家仪制中的地位依旧很高，新君继位、册立皇后等均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颁诏。适时，天安门楼雉口中预置“朵云金凤”（工部提前备好的雕成云朵状的木盘和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在城楼上设黄色宣诏台。礼部官员手捧云盘，内有覆盖黄布的诏书，送至宣诏台，宣诏官要朗读诏文，然后由“金凤”口衔诏书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缒下，由城楼下的礼部官员用木盘承接，这个庄重的仪式便是“金凤颁诏”。
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六日，礼部为皇上登极是日在天安门上宣诏等事致内务府咨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举行皇帝登极典礼。正月初六日，礼部行文内务府，要求在二十日寅时前，工部派人协同礼部捧诏官“将彩绳悬系诏书安放金凤口内衔下”，同时知会景运门护军统领、步军统领打开天安门上栏杆，提前派兵丁将城楼打扫洁净。
举行盛典之地
除了皇帝继位外，明清两朝皇家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典礼，往往也在天安门举行。例如，皇帝在迎娶皇后时，必须按照繁杂的仪制走完流程，从天安门将皇后迎进皇宫，方可显示皇后身为“后宫第一人”的重要地位。《明会典》记载：迎娶当天，“皇后卤簿册宝采舆行，宫人乘轿，内官内使护卫，从大明门中门入，文武百官具朝服，于承天门外东西向立班迎候，（皇后）舆入承天门”。这种仪式感体现了皇室对皇后的重视，其他妃嫔皆不能有此待遇。
清朝定都北京城之后，皇帝遇到重要时节，需要出宫前往天坛等处进行祭祀、祭奠等，都会从天安门出发，以示庄重。顺治九年（1652）九月，皇帝临幸太学，祭奠儒家先师孔子。当天清晨，辅国公、固山贝子和其他没有资格随行的大臣们早早在天安门外金水桥南等待，有资格陪祀的和硕亲王等则于午门内集合。卯刻，顺治帝所乘銮驾从天安门出发，陪祀的亲王、官员等跟随其后，金水桥南的群臣则下跪送驾。待祭奠完毕后，顺治帝沿原路从天安门回宫，金水桥南的大臣们依旧等候在那，跪迎銮驾回宫之后，才可散去。
此外，每当有国家重要图书纂修完成，进献皇帝时也需要经过天安门。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皇帝下旨纂修的玉牒告成。宗人府官员将玉牒安放在彩亭之中，由玉牒馆抬出后，经大清门进天安门，再往太和殿。此后，凡有所修玉牒成书之时，大多依照此例，从天安门迎进紫禁城，供皇帝检阅查看。
朝审定案之所
《明会典》记载：“国初有大狱，则必面讯，以防构陷锻炼之弊。”此后便设有“会官审录之例”。每年霜降之后，由皇帝钦定日期，“将法司见监重囚，引赴承天门外，三法司会同五府九卿衙门，并锦衣卫各堂上官及科道官，逐一审录”，这便是朝审。如果犯人对于判词不满，且情节确有可疑，便可向皇帝奏明，请其定夺，如果“其情真罪当者，即会题请旨处决”。
永乐十七年（1419），成祖朱棣“令在外死罪重囚，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成化五年（1469），经宪宗准奏，此后“在京法司会官审囚，俱于承天门外东、西重行列位”，各相关衙门官员分列东、西班。成化十四年（1478），宪宗细化会审程序，“凡真犯死罪重囚推情取具招辩，依律拟罪明白”，连同证人、证据等交由大理寺审讯确定，如果有“招情未明，拟罪不当，称冤不肯服辩者，驳回再问”。直到“招情明白，拟罪合律，输情服辩者，本寺将审允缘由奏奉钦依，准拟依律处决，方才回报原问衙门监候”。之后，“将犯人引赴承天门外，会同多官审录”，“原问、原审并接管官员，仍带原卷听审”。如果遇到有囚犯喊冤，“各官仍亲一一照卷陈其始末来历，并原先问审过缘由”，“听从多官从公参详，果有可矜可疑，或应合再与勘问，通行备由，奏请定夺”。
因此，对于那些真有冤情的重囚来说，承天门会审是其最后的翻案机会。即便重囚已经被押往刑场，只要在会审时“其囚人家属或奏诉得旨姑留者，校尉从刑科批手，驰至市曹停刑”。可以说，在明朝的会审制度中，承天门是一个相当特殊而又重要的场所。
殿试选官之处
清朝官员来天安门的机会并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在成为正式官员之前，曾以参加殿试的名义走过天安门。
成为正式官员后，文武官员还需要参加官员选拔，途径之一便是进行“掣签选官”。起初，官员们按期自行前往吏部、兵部自掣缺签，即抽取缺人的官职，但经常出现行贿收买和招摇撞骗之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山西道御史鲁赞元上奏提议，“嗣后令候选人，齐集天安门外，听唱名签，该部堂官，代为掣缺，另本员目击登注”。乾隆帝认为，此举可以防止官员徇私，又可避免撞骗，加之天安门乃是国家重地，官员选拔亦属国家大事，可谓地事相宜，遂批准其建议，并引为范例，此后不断完善。
此外，地方官员进京谢恩，仍然有机会来到天安门，感受皇家重地的庄重，等等。
可以说，天安门作为明清两朝皇城的正南门，既是皇帝进出皇城的必经之处，更是宣示皇权威严的场所，在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1日 总第410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