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军（1904—1928），女，原名陈燮君，广东省佛山市人。她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邓颖超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1927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陈铁军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地下联络机关，后由于叛徒告密，两人不幸被捕。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赴广州红花岗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思想觉醒 追求独立
陈铁军出生在一个华侨糖商家庭，从小生活优渥。但她从懂事开始，就不满足于封建家庭女儿幽居深闺的生活。在不断抗争下，15岁的陈铁军和妹妹一起进入佛山有名的女书馆——坤贤私塾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接触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心情大为振奋，革命思想开始觉醒。
1920年，陈铁军转入佛山第一所新学——季华两等女子小学（为了纪念陈铁军，该校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铁军小学）。这所小学标新立异，让女学生穿白衣黑裙，还开设了体育课，引起很多因循守旧之人的担忧和强烈反对，但陈铁军对这种新式教学非常满意，比起那些三从四德的传统说教，这更能激发她的学习热情。接触新学思想后，陈铁军更加笃定了冲破封建束缚、追求男女平等的信念。
如果说当时女子进学堂是一种“叛逆”的话，那陈铁军做的另一件事就可称得上“离经叛道”了。进入坤贤私塾的第二年，其父就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男方也是个富商家庭。对于这样的包办婚姻，陈铁军非常排斥。她根本不愿意做养尊处优的“少奶奶”，而是想要做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女性。
16岁这一年，陈铁军的父母先后病故，留下遗嘱和嫁妆盼望女儿早日出嫁。而男方也因为长辈患病，催促陈铁军尽快“过门冲喜”。双重压力之下，陈铁军被逼无奈，只好同意先结婚，但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服孝三年不落家”，只举行拜堂仪式，不在夫家居住；二是继续学业至中学、大学。婚后，陈铁军只在逢年过节时会去给公婆斟茶行礼，完成礼节后即刻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她也曾试图和丈夫探讨自己的理想，可发现对方是个贪图享乐、安于现状的人，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小学就要毕业，陈铁军渴望获得自由、挣脱婚姻羁绊的想法愈发强烈。于是，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克服困难，到广州升学”。
1922年春，陈铁军几经周折考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初中部。在国文老师谭天度的指引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她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重要性。由于陈铁军学习勤奋，追求真理，思想进步很快，也更加自信和果敢。她不再瞻前顾后，托人给夫家带去口信儿，提出了解除婚约、彻底断绝关系的要求。从此，她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获得了自由。
改名立志 铁心向党
《陈铁军同志略传》（部分）
在坤维女子中学，由于陈铁军经常能够读到《向导》《新青年》《前锋》等进步刊物，思想受到熏陶，并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敬仰和向往之情。当她得知国文老师谭天度的共产党员身份后，便恳切地向其询问自己是否也可以入党。谭天度告诉她，想加入共产党是可以的，但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对党的认识，多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能力。
1924年秋，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她始终记着老师谭天度的话，不懈努力，时刻寻求思想进步。其间，她参加了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积极活动分子。
1925年春，谭天度介绍陈铁军认识了蔡畅和邓颖超，并由广东区委妇委开始了对她的考察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陈铁军和进步同志一起参加了由周恩来、陈延年等率领的广州政治大示威游行，并目睹了“沙基惨案”的悲壮。烈士们的鲜血使她清醒地认识到，民族要真正解放，人民要真正幸福，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从此，她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陈铁军擅长辩论，她的话语“新颖而富有说服力”，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她为寻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奔走呼号，这也让其成为右派学生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她从来都无所畏惧，豪情万丈。在一次选举活动中，右派学生到会场搞破坏，企图干扰正常选举。陈铁军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遂带领几个进步同学将肇事者赶出会场。混乱中，陈铁军被对方用手杖打伤脸部，造成淤青。这些右派学生平时爱装斯文，喜欢拿着手杖以显示自己所谓的“绅士”派头，故被称为“士的党”（手杖英文谐音stick）。事后，“士的党”头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叫嚣着要“高举‘士的’从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中国，把共产党打垮”。面对这些人的嚣张气焰，陈铁军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斗志昂扬。她表示：“你们不是要打垮共产党吗？我就要铁心跟党，同反动派斗争到底！”于是，她毅然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燮君”改为“铁军”，把妹妹的名字改为“铁儿”，以此表明坚定跟党、铁心向党的意志和决心。1926年4月，陈铁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虎口脱险 机智救援
陈铁军入党后，便在组织的安排下到“工代会”做妇女工作，并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1926年5月，她被选为第三届妇女协会执行委员，任常委和副主任，在群众和学校中广泛开展妇女工作。1927年春，陈铁军开始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在邓颖超领导下工作。因为陈铁军一直成长在学校环境中，本身又是一个富家闺秀，一开始工人群众、劳工妇女与她有距离感。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陈铁军脱去学生装，穿上长襟衫、阔脚裤，时常到工人家里帮忙干活、交流思想，逐渐成了大家喜欢和信赖的“贴心姐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5日，又伙同广州军阀发动广州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天凌晨，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准备抓捕进步学生。陈铁军和妹妹铁儿得到消息后，在党内同志的协助下，乔装打扮离开学校，侥幸躲过一劫。
刚刚虎口脱险，陈铁军本应尽快离开广州，但她首先想到了正在住院的邓颖超，于是再次乔装打扮，迅速前往营救。陈铁军赶到时，发现反动军警果然已将医院包围了。危急关头，她沉着冷静，以“贵妇人”的模样骗过了军警，避过了敌人的岗哨，顺利来到邓颖超的病房。正如陈铁军所猜测的那样，邓颖超还不知道外面有险情正在迫近。随后，陈铁军说服了医院院长，在其掩护下将邓颖超送出医院。直到邓颖超登上开往香港的商船，她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邓颖超提到这次紧急救援时仍记忆犹新地感慨道：“若不是陈铁军冒着极大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我，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刑场婚礼 生死相依
把邓颖超安全送走后，陈铁军回到佛山老家。家人担心她的安危，劝其不要再干革命了，但她意志坚定地说：
“国家不独立，革命未成功，人民无幸福，个人哪里会有幸福？环境险恶，就要斗争，为人民幸福而牺牲，也是个人的幸福。”
没过多久，她就带着妹妹再次返回广州，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1927年8月，接受组织的安排，陈铁军协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建立党的秘密机关。二人假扮夫妻，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展工作，其妹铁儿做他们的助手。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寻找同志重建组织，组成秘密的区委员会，领导工人开展新的斗争。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周文雍在一次游行中受伤被捕，组织想尽办法开展营救。陈铁军以妻子的身份前去探视，摸清了周文雍在狱中的情况，报告组织后和大家一起制订了营救方案。接下来，她每天给狱中的周文雍带去用大量辣椒煎炒的食物，并叮嘱他不要喝水。周文雍本身受刑较重，吃了这些食物不喝水，几天后果然就“发起高烧”。狱中难友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纷纷“指责”周文雍得的是伤寒病，会传染大家，如果不治疗，大家都得死。监狱长怕出事担责任，只好同意将周文雍送去医院。陈铁军配合营救小组，趁着敌特警卫换班之机，将周文雍成功营救出院。
脱险后，陈铁军悉心照顾周文雍至痊愈，二人仍以夫妻名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参与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陈铁军虽知身处极度危险之中，却始终保持着镇定无畏的态度，并及时掩藏、转移、烧毁了有关起义的机要文件和物品，坚守在党的秘密机关，随时待命。后来，遵照广东省委的命令，陈铁军才带着其妹铁儿撤退到位于香港的广东省委机关驻地。
不久，在广州街头出现了一位“金山阔少”和一位“金山少奶奶”，他们正是周文雍和陈铁军。陈铁军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本是富家小姐，又多年接触工人群众，一会儿扮演贵妇，一会儿扮演女佣，一会儿又扮演学生，多次巧妙躲过敌人的耳目，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很快，陈铁军就协助周文雍把联络网和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
1928年春节期间，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治攻势，敌人的围捕也变本加厉起来。大年初五这天，由于叛徒告密，陈铁军和周文雍一起在党的秘密机关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法庭上，陈铁军和周文雍严词痛斥反动派杀害革命群众的罪行，把法庭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最终反动派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二人死刑。
周文雍、陈铁军临刑前合影
行刑前，周文雍向反动派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他希望能和陈铁军拍一张合影。照片中立于铁窗前的陈铁军双手插兜，安静地站在周文雍旁边，脸上没有一丝恐惧。他们决定生死相依、携手赴死，以此来捍卫伟大的理想、光荣的使命和纯粹的爱情。陈铁军和周文雍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举行了悲壮的“婚礼”。
1980年，周文雍和陈铁军的革命事迹被拍成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而广为传播。2009年9月，他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1日 总第410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