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1886—1960），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延安五老”之一，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他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公私分明，教导子女要踏实奋斗，坚决反对利用职权为亲属搞特殊照顾。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林伯渠自1913年至1960年间的30余本日记。泛黄的纸张和略显斑驳的字迹，承载了他的炙热初心和红色家风。
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始终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日记里，他多次提到民族团结和群众拥护的重要性。长征途中，他肩负着筹粮筹款的任务。每到一处，他总是严格要求部属注意调查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并常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护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次，林伯渠去筹粮，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找到约200斤玉米，由于房子的主人不在家，部属便向他请示。他强调，务必弄清主人是谁，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说明，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
到达陕北后，林伯渠非常重视边区老百姓生活，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深入志丹、安塞两县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和需求，倾听群众意见，写出《农村十日》一文，号召大家向优秀劳动者看齐，争当生产斗争中的英雄。此外，在他主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还制定了奖励移民垦荒的政策，决定新开荒3年免征公粮，并对劳动模范给予奖励；在没有进行土改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大力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这些政策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林伯渠也经常教育家人，要求他们树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人民群众在一起。1938年2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阔别10多年的女儿林利，简单了解家乡近况后，便问：“你知道米多少钱1斤？盐多少钱1斤？布多少钱1尺吗？”听到这些问题，林利一时语塞，她本以为父亲会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没想到他会问起“柴米油盐”这种家务事来。看到女儿脸上的疑惑，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关心人民，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林利这才明白父亲提问的深意。多年后，这次会面依然令她记忆犹新，“父亲同我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给我上了第一堂政治课”。1946年秋，组织决定派林利到东北工作，林伯渠对她说：“去东北后，千万不可忘记，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只有经过这种群众斗争的锻炼，才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为党工作。”临别之际，当林利问起父亲如果国民党进攻边区，何时转移时，他说：“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遭到进犯，我必须留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在一起。”
林伯渠曾在60岁寿辰之际，作《六十自寿》一文，文中写道：“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自愧对中国革命事业所献出的，是那样微薄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自己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党培养了我，使得我能够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
1949年10月1日，林伯渠（右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开国大典。
1949年，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63岁的林伯渠仍不辞劳苦、兢兢业业，经常是彻夜工作。为了自勉，他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自己的印章，作为座右铭。10月1日，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主持了开国大典。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不仅是林伯渠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是对家人最明确、最有力的引领。
艰苦奋斗 不搞特殊
林伯渠党性坚强，时时刻刻严守党的纪律规矩。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他在4月10日的日记中用红色铅笔醒目地写下四点要求：
一、遵守党章党纪。
二、戒骄傲自满。
三、必须有系统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这四点要求也是他长期奉行的人生准则，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不搞特殊的好作风。长征途中，著名外交家黄镇曾为其画过一幅名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画中，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一手高举小马灯，一手拄着棍子，正和大家一起跋涉行军。据红军女战士李坚真回忆：这个小马灯从来不个人独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实际上，组织为照顾他的身体，给其分配了一匹马，但是林伯渠坚决不享受特殊照顾。警卫员看着他步履蹒跚，多次劝他骑马前行，他却始终不肯，坚持自己走路，只用马驮背包和文件。在延安时，他经常穿一件打着补丁的衣服，冬天腰间扎一根草绳，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维修，他总是不同意，说这房子比农民住的不知好多少倍，国家还困难，要把钱用到建设上去。就这样一直拖了近10年，墙皮掉了，窗户透风，屋梁也可能发生危险时，他才勉强同意维修，并且一再要求降低标准，使管理局的同志深为感动。
1935年，林伯渠在长征期间的日记。
林伯渠在教育亲属方面，也表现出崇高的革命风范。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不搞特殊化，这是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后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他身体力行地教育子女，“革命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
抗日战争期间，林伯渠的子女和多位亲属都在延安学习或工作，但他从不动用手中权力给予照顾，相反十分注重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1938年初，其侄林秉连来到延安，组织决定派他到敌后根据地工作。林秉连对此有些不满，请求伯父出面向组织提出让他在延安多留一段时间，遭到坚决反对。他对林秉连说，不能因为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就讲困难、搞特殊，这种特权思想是要不得的。经过说服教育，林秉连克服了畏难情绪，决心到根据地杀敌立功。东渡黄河后，林秉连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林伯渠得知后，极为悲痛，但同时也为自家能有这样的抗日英烈而感到自豪。
战争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林伯渠的子女和其他人一样，总是吃不饱，有时甚至饿得直哭。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人就向他建议，小灶伙食相对好一些，孩子们小，正在长身体急需营养，可以让孩子们吃小灶。他听后马上严词拒绝：“这是违反制度的，不能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就给予特殊照顾，其他学生和战士能吃大灶，他们就可以吃。”他还特地嘱咐秘书和警卫员，不能违反制度给孩子提供便利。其子林用三刚满6岁，林伯渠就让他拿着碗到大灶和普通干部战士一起吃饭。有一天放学，正赶上演秧歌戏，广场上围了许多人，林用三因为个子矮怎么都挤不进去，急得来回转。这时，几个认识林用三的人便扒开人墙，把他塞了进去。林伯渠知道后，批评他：“你凭什么把别人挤开，自己坐到前排去看戏？”后来，林用三回忆说，他本来想申辩几句，转念一想，立刻明白了父亲生气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绝不可以有丝毫的特殊。”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他担心随着和平盛世的到来，他们会产生特殊化的思想。在节假日大家聚在一起时，他往往一连三四个小时给他们讲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同时，也针对每位子女的特点提醒一些应注意的问题。每逢林利去看他时，只要他觉得女儿穿着不够普通，就要批评。有时他会严厉地问女儿：“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这衣服是哪里来的？”有时干脆说：“谁叫你穿这衣服的？赶快换了。”他还经常教育子女要谨慎交友，朋友间交往要健康向上，不要在吹捧的气氛中忘乎所以，丧失革命进取心。
1954年6月至11月，林伯渠的一位亲属曾连写6封信，请求他帮忙安排一份工作。这位亲属在8月9日的信中写道：“无论任何工作或到某工厂当一学徒均可。”在11月7日的信中写道：“孩子想做一个拖拉机练习生或任何事情均可。”连续几封信都讲了想要谋工作的想法，请其见信后尽快回复并给予照顾。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其中一封来信的信封上还被标注了“不理”二字。
林伯渠经常讲，要做对人类进步有益的事情，死后没有必要再给人们留下什么负担，并将多为人民做事、少计较个人名利的宝贵精神传承给了子女。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病逝于北京。第二天，其女林秉权、女婿叶志贵在悼念文章中回忆，父亲常教导他们“革命要吃苦，胜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革命为人民为全人类解放要多作工作”“革命者就是要团结多数人”。
毛泽东曾评价林伯渠是“公认的正派人”。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他以身为教、率先垂范、毕生清廉、心系群众的优良品德和红色家风，记录在一本本厚厚的日记中，也铭刻在广大共产党员的心间。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2月23日 总第410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