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延安五老”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时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处处以他人利益为先。他尊重劳动、崇尚实干，在其躬身践行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儿女都以劳动为荣，传承着勤勉务实的家风。
艰苦朴素 克己奉公
董必武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革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始终以“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留下了很多佳话。
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同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等打交道。有工作人员觉得，作为中共代表的成员，衣服不应该太寒酸，建议为他置备几件像样的衣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
1945年，周恩来（前排左一）在延安机场欢送董必武（前排左三）出席旧金山会议。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6日，他率章汉夫、陈家康从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等人在延安机场为他送行并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董必武平日生活非常节俭，衣服陈旧还打着不少补丁，临出国前才专门赶制了其在合影中所穿的大衣（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美国停留的7个多月时间里，无论是参加创建联合国大会的全部活动，还是同美国各方面友好人士进行交往，他时时处处显示出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和克己奉公的廉洁风范。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置装费、生活费和交际费，但他对在美的活动费用，总是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支，为革命事业节约每一分钱。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亲自结算的《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其所列的20项收入中，有3项是他“捐出”或“交”还给组织的。当时，他出国所穿的那套西装是从重庆的成衣店里购买的，很不合身。章汉夫劝说他出席联合国这样的国际会议，需要换一套合身的质量稍好的服装，他就在纽约住处附近一家成衣店仅花费25美元购买了一套西装，穿着这身简朴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及其他外交活动，这样就把当时所发的1300美元的置装费节约下1275美元。在美期间，董必武从不住豪华宾馆，不到大餐馆用餐，常由章汉夫、陈家康陪同到华人餐馆用餐或者购买食物回住处吃用，这样他又省下了124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他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当时，他从周恩来的来电中得知，中共中央拟在上海筹办党报和通讯社，印刷机械短缺，便将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置装费和交际费再加上华侨的部分捐款，购买了《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等。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字字如金，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操劳的高尚情操和廉洁品德。
1945年，董必武赴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及在美期间结算记录的《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部分）。
董必武不仅自己带头践行先公后私，对家人也同样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他与妻子何连芝伉俪情深、相濡以沫，二人也是淡泊名利、严格自律的楷模。何连芝是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打过仗，负过伤，为革命做过大量工作。她和董必武结婚后，却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家人来到北京，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但她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好传统，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干脆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再穿。1956年，何连芝的单位给干部调整工资，按照政策她可以提级加工资。董必武知道后，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去找有关同志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有点利益应该让群众先受益，并请他们考虑别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
尊重劳动 勤勉实干
尊重劳动、努力工作，是董必武要求亲属的一条重要原则，在他的影响下，妻子、晚辈都以劳动为荣，传承着勤勉实干的家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1943年12月7日，周恩来在给董必武的一封电报中特地提到何连芝当选为边区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记述的劳动英雄事迹显示，在生产竞赛中，何连芝一边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带领老弱妇孺居多的办公厅家属组努力生产，创造了远超竞赛标准的最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董必武对此有着深刻认识。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当时，有的亲戚看到他在北京当了“大官”，就想方设法希望得到一些特殊关照。但他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他还写过一封“通函”，并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董必武在家书中也经常会为家乡亲属讲解革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作风，特别是教导他们彻底转变对劳动生产的不正确认识。1949年7月17日，他致信堂侄董良埙指出：“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现在还做不到，逐渐是要这样做的。从革命队伍里面来工作的一般还是供给制，做行政工作也是一样，做行政工作并不是作官。这些革命的观点要有较长期的熏陶才能培养出来。”9月13日，董必武再次给他写信，进一步指出：“目前在社会上有正当职业的人，应当安心从事于其原有的职业。没有职业的人，应从劳动方面去找职业。劳少酬多的现象，是要逐渐革掉的。寄生生活更不能延长下去，那是不待言的。”在1952年5月13日给堂侄董良俊的信中，董必武称赞他农业生产搞得好，并解释道：“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甚至不劳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得更好些，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想法。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是应当的。我们大家称赞你愿意自己劳动，不受别人的帮工就是这个意思。”
在董必武家中，不但其妻光荣当选为劳动英雄，他的小儿子董良翮（hé）也是劳动实干的典型。他一直教育其子要自食其力，踏踏实实做个劳动人民。1966年，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问题。那时候，年轻人最向往的是到部队参军，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随即，董良翮携新婚妻子顿云润一起响应号召，到河北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别时，董必武提醒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并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到了农村，董良翮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不顾身体病痛仍坚持劳动，深受群众信赖和肯定。
董良翮夫妇插队期间，董必武也经常写信关照指导他们的工作生活。1971年12月14日，他在给儿媳的信中，就他们来信时提到的社里搞机械化、补救粮食减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当大队“一把手”的董良翮“不脱离生产劳动，这最（重）要”。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7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发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董良翮被树立为知青的先进典型，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这与董必武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董必武不仅把其子送去务农，对他的小孙子也寄予了同样的希望。1972年3月31日，董必武为刚满两周岁的孙子董绍新（董良翮之子）作诗：“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身颇茁壮，无逸符大造。”希望他快点长大，做父母的好帮手，在农村为祖国建功立业。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在病榻上写下自寿诗《九十初度》：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是一位将毕生奉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的自画像，也是他良好家风的最好诠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董必武留下的朴素家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风骨，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2月2日 总第409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