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追求真理、忠于革命，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在他的影响下，其弟瞿景白、瞿坚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兄弟三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也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终身践行着一腔赤诚、勤恳奉献的家风。
探寻和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常州一户没落的士绅家庭，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开始接触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中，被推选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议员。其间，两次被捕入狱。恶劣的狱中环境，加之劳累过度，致使他肺病发作，几度吐血。家人给他写信慰问，其复信道：“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不久，因为“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聘请，准备赴莫斯科考察，希望“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当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连年国内战争影响下，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人民贫困不堪，各种物资极度缺乏。在瞿秋白看来，“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已经决定走的了”。这一决定却遭到亲友的反对，就连在北京一直扶助他的堂兄瞿纯白也认为是“自趋绝地”。但他抱定“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的决心，不肯屈从，决然前往。见瞿秋白如此，瞿纯白便勉励其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赴俄途中，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在俄国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考察，并撰写数十篇通讯报道，客观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在此期间，他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确立了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1922年2月，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解俄国社会情况，他从1921年秋开始担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负责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当时在中国班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人。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到祖国，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先后编写和译介多部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为党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工作。瞿秋白是第一位将《国际歌》词和曲谱配合译出的人。此前，《国际歌》虽已有几种中文译词，但并不适合演唱。他一边弹唱一边翻译，反复斟酌才将歌词译出。其中，“英特纳雄耐尔”一句则是采用音译，与乐谱相配。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词及曲谱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他在译词的附语中写道：“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他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瞿秋白笔耕不辍，经常带病坚持工作。1926年，他的肺病一度危及生命，党中央令其住院休养。养病期间，他会经常开出工作所用的书单，请妻子杨之华帮助购买，并以迫切的心情做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的编译工作。面对杨之华让其多休息的劝告，他指着书稿说，“农民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这是医治我和我们同志最上等的贵重药品呀！”
瞿秋白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在中共五大（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随后，他转战革命文化战线，和鲁迅等人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不幸于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面对敌人的劝降，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18日，瞿秋白高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从容就义。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中央档案馆藏
瞿秋白在其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中，初心不改，苦苦探寻和勇敢开辟了“一条光明的路”。1950年12月，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评价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感召两个弟弟投身革命
瞿秋白是家中长子，共有7个弟弟、妹妹（其中2个早夭）。1916年，他的母亲去世后，一家星散，寄居各处，但他一直和家人保持着浓厚的亲情纽带。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其弟瞿景白、瞿坚白毅然赴革命道路，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最终为实现革命理想光荣牺牲。
1923年秋，瞿景白考入上海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他走在学生示威队伍前列，带头呼喊口号，被捕受审时“脸不改色，作了义正词严的答辩”。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他随瞿秋白到湖北汉口工作，负责中央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做了大量会务工作。1928年，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在中共六大上担任会议秘书。会后，编撰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录（1927—1928年）》，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概况。据瞿景白的同窗陈修良回忆说，他“很聪敏，长于文字，追求真理，为人正直，敢说敢为。他对于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宗派小团体的言论行动，十分不满”。1929年，瞿景白在公开反对王明等人在党内进行的一系列宗派活动时“失踪”，时年23岁。新中国成立后，瞿景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瞿坚白是瞿秋白幼弟。1931年，他到浙江淳安教育局谋生，为避免暴露与瞿秋白的关系，化名“瞿谷生”。瞿秋白牺牲后，他为继承其兄遗志，放弃了安稳的生活，毅然投身革命。1938年，瞿坚白历尽艰辛，辗转找到武汉中共办事处，后经徐特立介绍，前往延安。1940年，他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是年夏，由八路军总部调入冀太联办教育处工作，后又调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科长。在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瞿坚白充分发挥写作特长，主动担任《新华日报》的通讯工作，采写了大量稿件。他“采写极为勤谨，并不时搜集群众对党报之要求与意见，随时转告”。在反“扫荡”斗争中，他面对艰难险情和生死考验，无所畏惧，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生与死间只一刹那，英勇就义前的一刹那，是最光明最坦然最愉快的，如果屈辱偷生虽百年又何足乐呢？！”1943年5月，瞿坚白等人因被汉奸出卖，在突围作战中壮烈牺牲。
留给女儿最好的东西是“爱祖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荣获“七一勋章”。作为赓续红色血脉的革命先烈后代，当被问起什么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东西时，瞿独伊坚定地答道：“爱祖国！”
虽然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继女，但瞿秋白对她视如己出。正如他给杨之华的信中所写：“孩子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一定爱护她，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任的培养她，教育她，使她将来在社会上发挥她的力量。”
1928年，瞿秋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杨之华作为中共六大代表带着他们的女儿瞿独伊也来到莫斯科。1929年初，瞿秋白因肺病加重，离开莫斯科前往疗养院休养，其间十分挂念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落款是“好爸爸”，这是独属于他们的亲切称呼。1930年，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国工作，为了躲避国内的白色恐怖，他们不得不将瞿独伊留下。回国后的瞿秋白时常惦念女儿，一次，他给瞿独伊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大飞艇，旁边写着“你长大了，也为中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鼓励其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瞿秋白牺牲时，瞿独伊只有14岁。这对父女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瞿秋白对瞿独伊的影响是一生的，她曾说，“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好爸爸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1941年，瞿独伊和母亲杨之华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时被当地军阀盛世才扣押监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始终不屈服，和一起被捕的同志共同斗争，并在狱中申请入党。1946年，中共中央将她们救出，抵达延安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成为一名记者。
瞿独伊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工作中成绩斐然。1949年10月1日，她作为俄语播音员，向全世界播报了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后来，她回忆说：“那一天十分繁忙、劳累而紧张。但是，那种为祖国而兴奋，那种光荣，成为我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1950年3月，她与丈夫李何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其间，她多次担任周恩来和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1957年回国后，她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新华社工作，1963年还曾借调中央编译局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中译俄校对工作。她一直严于律己，从未向单位提出过职务和待遇上的任何要求。
瞿独伊追随其父瞿秋白的脚步，立足本职岗位，勤勤恳恳奉献，从不向党伸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继承和弘扬了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1月19日 总第4088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