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对此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这场讨论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开启了我党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设计国家建设蓝图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重视调研之于决策的作用，始终坚持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
北方谈话 奏响改革序曲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归来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在北方四省一市开展调研。8天时间，他深入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思想路线等问题，边看、边思考、边发表重要谈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修订稿（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转变。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人汇报工作后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号召领导干部思考，“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强烈的震撼。9月17日上午，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等人汇报工作时，他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当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指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这表明，邓小平已经在考虑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崭新命题。
邓小平在北方四省一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后来被称为“北方谈话”。它点燃了照亮中国道路的智慧之火，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动员。
12月18日，京西宾馆，改变中国命运、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全会虽然只开了5天，但却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此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国人的共同心声。
苏州问政 见证“小康”雏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通常来说，基数越高，翻番越难。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实现？这里的干部群众对“翻两番”有什么想法？“小康水平”又是什么样子？带着这些问题，1983年2月，邓小平踏上南下的列车，前往苏、浙、沪地区调研。
2月6日，邓小平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他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向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和苏州地委负责人了解：“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江苏的同志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并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而一个“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所以，邓小平想知道，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或达到800美元后，社会是什么面貌？发展前景又是什么样子？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具体汇报了当时苏州在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在吃穿、住房、就业、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变化。他听后，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
随后，邓小平又在杭州、上海看到和苏州一样欣欣向荣的景象，倍感欣慰的同时，也坚定了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3月2日，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他高兴地指出：“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南粤视察 感受“深圳速度”
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
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一直关注着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对办特区，外界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或是将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他前往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视察。
1月24日，邓小平乘专列来到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他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他在乘车去往迎宾馆桂园的路上，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地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15时30分，邓小平听取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介绍深圳特区自然状况以及5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等情况。当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时，邓小平问道：“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元。”邓小平对这个递增的速度满意地点了点头。40分钟的汇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不时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说完，他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邓小平乘车来到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登上20层高的楼顶，沿着天台四周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邓小平的目光落在马路对面的国贸大厦上，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着。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岁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谢绝了。他的目光由近及远，久久注视着整个特区，仔细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脸上渐渐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激动地把客人引进自家别墅式的二层楼房里。这幢楼房面积180平方米，有2个客厅、6间卧室，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着一台彩电和收录机。与吴伯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款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他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问吴伯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伯森回答说：“都有了，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邓小平调研期间，深圳方面早就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1月26日他离开深圳，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2月1日，邓小平在视察珠海、广州后，终于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气呵成，字字铿锵，落款时间是他离开深圳的那天。这无疑是他全面调研后得出的结论。
1984年2月1日，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
回京后，经过深思熟虑，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是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为了更好地擘画改革开放蓝图，邓小平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年岁渐增仍步履不停，正是因为深入而细致的调研，让他见微知著、洞观道路、明辨方向，带领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绘就了春潮涌动的喜人画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2月15日 总第4073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