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
杨至成（1903年11月30日—1967年2月3日），贵州三穗人，我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早在井冈山时期，杨至成便开始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他负责制作了红军第一套军服，推动创办红军第一所后勤学校、开设军工厂、筹措长征粮款，屡立奇功，毛泽东曾赞其为“红军大管家”。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杨至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辛勤耕耘，为前线将士筑起最坚实的后盾。
杨子江
时值杨至成上将诞辰1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杨至成上将长子杨子江。“在我的眼中，父亲虽然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终身从事后勤工作，一生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只要战斗需要，就要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千方百计变成可能
“父亲工作起来有一股狠劲，任何部署安排，必然是一抓到底。”谈及父亲给自己留下最深的印象时，杨子江感慨，“正所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父亲是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杨至成曾告诫下属：“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不够的。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
194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鉴于战役规模不断扩大，后勤保障任务也日益繁重，中央军委要求适时实行后勤工作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不断加强后勤组织建设。6月，东北军区成立军需生产部（与后勤部同级），任命杨至成为部长，并负责筹建工作。杨至成敏锐地意识到，解放战争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为适应部队集中、机动性强、作战规模大等特点，他要求后勤部队必须具备强大的保障能力，以及足够的保障时效和灵活性。为了给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打下坚实基础，杨至成东奔西走、上下沟通，经常是夜里12时睡，第二天凌晨三四时就起床。在他的带领下，军需生产部很快就有序运转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的杨至成
8月，杨至成去军区开会，领受了一项为辽沈战役赶制70万套冬装的任务。上级要求，必须在初冬之前将军装发到每位战士手中，每套包括衣、鞋、帽、手套等。东北的冬天比其他地区来的都要早，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加之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要如期完成任务，可谓难上加难。
为尽快弄清楚当前生产状况，设计赶制方案，杨至成到哈尔滨的一个被服厂蹲点调查。他每天和工人们“泡”在一起，以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直到‘算出’冬装赶制的详细方案，他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杨子江说。
然而，还未等这口气松下，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致电杨至成，提出生产冬装的任务，要在70万套的基础上，再增加30万套，交付时间不变。罗荣桓说：“原来部队还有一部分旧冬装，虽然已经不太保暖，还能凑合用。但现在看来，今年冬季的战斗任务将很繁重，为了避免发生冻伤，造成非战斗减员，我们还是要换发新冬装。”杨至成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推诿，他随即安排材料局的同志分赴各地，筹集更多的原材料。他反复向大家强调：“军服也是战斗力，我们军需生产工作者多贡献一套冬装，就等于多为部队增加一份战斗力。”
为进一步挖掘生产力，杨至成带领工厂局的同志组织哈尔滨各缝纫店与广大市民，一同为部队赶制冬装。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仅用了3天时间，就赶制出3万多套冬装，极大缓解了工厂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
正当杨至成带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之际，上级又下达了一道指令：再增加20万套冬装，且时间不能延长。随着部队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还要考虑给在战斗中解放入伍和被俘人员发放冬装，增加生产，势在必行。
面对一增再增的任务量，杨至成的态度总是4个字：坚决完成。他对大家说：“需要就是可能。只要战斗需要，我们就要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千方百计变成可能。”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9月，辽沈战役前夕，军需生产部顺利把第一批冬装送到了战士们手中。随着各部队的开进，每位指战员都陆续领到一套“里外三新”的冬装。之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军需生产部还支持了华北野战军5万套冬装。
与此同时，杨至成狠抓后勤建设和军工生产。他们以佳木斯为中心，在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迅速建立起一批具有相当生产力的机炮厂、手榴弹厂、电器厂及50多个兵站、医院、仓库等。其中，仅手榴弹厂，每月生产力就达20万余枚。充足的战略物资供应，为辽沈战役及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48年12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杨至成领导下的军需生产工作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对杨至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寥寥数语，尽显他对杨至成的充分信任与深切厚望。
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
“廉者，政之本也。”廉洁从政，秉公用权，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杨至成长久躬身实践的根本遵循。在几十年的后勤领导岗位上，杨至成这位“管家”的手头掌握着大量钱财和物资，但他始终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公烛之下，不展家书。杨子江告诉记者：“父亲曾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公家的钱财只能用于公事，自己一分也不能占，否则，就不配做一名后勤干部。”杨至成一生都过着朴实无华、清正廉洁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化。
时任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秘书科科长李光云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辽沈战役中，他们缴获了国民党大量物资，其中有许多日军留下的呢子大衣、毛巾、水壶、皮带等，拉来的东西几乎堆了满满一院子。当时，正好上级通知杨至成去开会，临走前，他让李光云和秘书张云留下看家，叮嘱他们这些东西要保管好，不许人乱拿。之后，机关有几个干事来找他们“磨”，恳求要两条毛巾。李光云见东西这么多，又是战利品，经不住“磨”，便给了他们几条。杨至成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把他和张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见两人不吭声，坐在那里气得直喘粗气，说：“缴获的物品，就是国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你们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这次批评，虽然严厉，却让李光云受益终身。在他之后的军旅生涯中，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他都牢记杨至成的批评与嘱托，始终保持廉洁自律。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和中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这个从黔山秀水走出的侗族娃子成为家乡父老的骄傲，不少族人亲友都觉得他们有了靠山和奔头。一天，一位操着三穗口音的人来到杨至成在武汉的家中。杨至成一看，此人竟是30多年未见的表弟周铨定。兄弟两人久别重逢，杨至成倍感亲切。当初，在他毅然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之时，正是周铨定解囊相助。杨至成热情招待了周铨定，经过一番交谈，他得知表弟这次来武汉，是想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杨至成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他对周铨定说：“现在在武汉，我虽然管财管物管工厂，但这些都是人民的，我不能用它们来谋私，也不能为你找工作，更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啊！表弟你也是知书达理的人，过去对我也多有帮助。希望你还能理解我，继续帮助我……”周铨定听后，连连点头，含着泪花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杨至成又留周铨定在家中住了许多天，并挑选了几本有关国家政策法令的书送给他，让其好好学习。最后，杨至成给周铨定买好车票，将他送回了三穗老家。
1954年，杨至成奉调进京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公车。据警卫员焦树林回忆，杨至成只在上班期间使用公车，夫人、孩子和其他工作人员从来不准使用。他每月都要向秘书和司机了解用油情况，并规定只能节约不能超支。当时，杨子江和两个弟弟都在八一学校上学，路程遥远，但杨至成要求他们每天乘公共汽车来往。就连夫人唐慧文出门办急事，也不能随便使用公车。
1955年，杨至成携夫人及子女在北京。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杨至成曾筹建、管理过许多服装厂，但他却从不多领一件衣服，不白拿一条毛巾、一双袜子。有时候，工厂生产出的新产品，会请首长们“试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试穿”实际上就是免费送给他们，但杨至成却从未接受过。在杨子江的记忆里，父亲一直穿的只有部队发的两双皮鞋，上班时穿在脚上，下班回家就换上布鞋，身上穿的衬衣，几乎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而他和弟弟们的衣服，也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上面的补丁永远不断。
“父亲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人生奋斗的动力，让我把清正廉洁深深地刻在心里”，杨子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从父亲身上，他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永远与人民同甘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
是小辈、朋友眼中亲爱的“老太爷”
与工作中脾气火爆，容不得半点马虎迥然不同的是，在生活中，杨至成非常和蔼可亲。“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老头”，杨子江笑着说。
1966年，杨至成全家福（后排左起为：长子杨子江、杨至成、夫人唐慧文、次女杨玲，
前排左起为：三子杨海滨、长女杨明、次子杨珠江、幼子杨铁军）。
“父亲40多岁时才有了我，后来年纪慢慢大了，加上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就特别喜欢小孩子。”在杨子江的印象中，父亲几乎从未打骂过他和姐弟们。即使工作再忙，他也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假期还会抽空检查他们的作业。“我在八一学校读书的时候，父亲工作一得空，便会去学校看看，和老师们交流沟通，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另外，他还会给我和同学们带些小零嘴，大家都很喜欢他。”
“父亲还有一个外号，叫‘老太爷’”，杨子江告诉记者，“这个外号，源于他在苏联学习时期”。
1938年，杨至成随部队到达延安。因积劳成疾，加上土地革命时期曾5次负伤及长征时期的日夜征战，杨至成的身体越来越差。此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派一批健康状况亟待改善的红军高级将领，到苏联一边养病一边深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杨至成被列入名单之中。
1945年，杨至成（右二）与毛岸英（右一）、林利、孙维世在苏联莫斯科。
出发前，毛泽东委托杨至成关照他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苏联后，杨至成进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他与毛岸英、毛岸青和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朱德女儿朱敏、林伯渠女儿林利、苏兆征儿子苏河清等小辈都结下了浓厚情谊。据林利回忆：“在莫斯科时，杨老太爷的学习十分刻苦。杨老太爷，这是那时我们对杨至成同志的称呼。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不少他的朋友、同事都这么称呼他。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有多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五六岁，还不如蔡畅、贺诚等同志年龄大。但他这人特别和蔼，忠厚可亲，成天乐哈哈的，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知被谁抓住并概括成了‘杨老太爷’这几字，一下便被大家传开了。”
“父亲后来同我讲，他在苏联时，每次买了好吃的，一定会留着，等那些孩子回来过周末。”杨子江说，在毛岸英等人心中，父亲不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更像是他们的亲人。1946年，在杨至成即将回国时，毛岸英、毛岸青非常不舍，各自送给他一张照片作为留念。其中，毛岸青在照片的背面写道：“给亲爱的老太爷作永远的纪念，您的小孩子永寿（毛岸青）。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杨至成的尊敬和喜爱。
对待身边工作人员，杨至成也是关怀备至。1964年春节，警卫员焦树林的母亲带着其弟从农村来北京看病。杨至成听说后，立即拿出50元，并在家中购粮本上支出100斤粮票，让焦树林给他的母亲和弟弟送去。当时，杨至成家中人口众多，每月生活开支十分紧张。焦树林熟知他家的情况，不肯要这笔钱。直到被杨至成批评了一顿，焦树林才接下来。“父亲一向如此，对待部下和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尤其对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更是特别照顾。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信任”，杨子江动情地说。
杨至成上将的一生，就如同他的名字，“至诚无私，可以蹈险难者，乾之行也”。两袖清风，廉而不刿。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党和人民的丹心赤忱，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对崇高责任的勇毅担当，将永远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中所示图片由杨子江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2月1日 总第4067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