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清朝的巨富，可能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和珅，毕竟民间有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然而，在广州的十三行行商中也诞生过一位堪比和珅的世界巨富——伍秉鉴。他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但同时也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其一生毁誉参半。
商行初创举步艰
清康熙朝初年，一户伍姓人家从福建来到广州，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后代。到了乾隆朝，伍家当家人伍国莹加入十三行中的同文行，成为该行的一名账房先生。同文行的贸易遍布海内外，是当时规模最大、最富有的商行，尤其是同文行的老板潘振承精明能干，与洋商往来密切，这些都为伍国莹开阔眼界、结识洋商、增加人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伍国莹不甘于一辈子待在账房里。于是，他一边学习如何与洋商打交道，积累经验，一边努力存钱，准备有机会自己出去单干。不久，他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其信任与支持，随机离开了同文行。乾隆四十八年（1783），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商行——怡和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高兴多久，短短几年商行就陷入了困境。乾隆五十四年（1789），伍国莹被卷入一场商业纠纷之中，欠下了一大笔钱，无奈之下只得仓皇逃走。
为了不让怡和行关门，伍国莹次子伍秉钧此时站了出来，向债主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债务，继续经营商行。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虽然努力经营，还清了部分债务，但由于其缺乏政治头脑，没有与粤海关等当地官府打好交道，使他在经营上始终举步维艰。最终，精疲力尽的伍秉钧感觉无法继续经营，决定将怡和行的主事权交给三弟伍秉鉴。此后，怡和行重获新生，进入了新的轨道。
扬名世界成巨富
嘉庆六年（1801），伍秉鉴正式接手怡和行，并很快展现出过人的经商能力。一方面，他主动联系粤海关等当地官员，不但在采办贡品中表现积极，还向朝廷捐献了大量银两用于水利工程、灾荒赈济等，在打点官员上更是毫不吝啬，一出手就是上百两银子，因此很快便获得了官员的信任；另一方面，伍秉鉴独具慧眼，知道怡和行暂时还不能和其他大行比肩，他便先把精力集中在茶叶生意上，利用自己家族在福建的茶田种植了不少好茶，逐渐建立起好口碑，扩大影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怡和行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不但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还扩大了生意规模，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商行之一。
嘉庆十一年（1806），伍秉鉴与同文行的潘有度、广利行的卢观恒被选为十三行行商首领。次年，潘有度退出了十三行，伍秉鉴得到了众多行商的推举，成为新的总商。此后，伍秉鉴更加积极地维护十三行的利益，热心帮助有困难的行商。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了英国公司被取消了贸易份额，伍秉鉴主动出面帮忙斡旋，为其重新争取到了份额；还有一些行商因为欠债破产，被流放到伊犁等地，伍秉鉴也积极筹钱，帮助他们在当地安顿生活。
伍秉鉴为人诚实谦和，落落大方，在与洋商做生意时尤其如此，这让他在各方面都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例如，伍秉鉴曾经委托一位美国商人代为销售生丝，美国商人在卖完货后用钱买了一批毛织品，结果回到广州后根本卖不出去，美国商人忐忑不安，表示愿意承担损失，但伍秉鉴并没有责备他，而是默默地收购了这批毛织品。还有些商人在与伍秉鉴的合作中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欠下债务，伍秉鉴在得知对方没有能力偿还，甚至还因此流落在广州无法回国后，他便主动撕掉了借据，帮助其返回家乡。伍秉鉴的这些事迹在各国商人中广为流传，大大提高了其知名度。
随着怡和行的生意越做越大，伍秉鉴也不再拘泥于广州一地，开始放眼世界。他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界搭上了关系，与许多老牌的英国公司都有着生意往来，尤其怡和行的茶叶一直是当时外销欧洲的著名品牌，在英国的伦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地有着很好的销路。不仅如此，伍秉鉴还将目光放到了新兴的美国市场，积极与珀金斯商号等美国公司合作，借助他们参与了美国本土的商业活动，涉足证券业、保险业等各个行业，到其子伍绍荣接班后，甚至还参与了美国本土的铁路建设。可以说，伍秉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通过两代人的努力，将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全世界，建立起著名的跨国财团。
毁誉参半了余生
然而，伍秉鉴的风光并没有延续太久，随着嘉、道两朝鸦片贸易的兴起，他与怡和行也逐渐走向了终点。
自清政府开海通商以来，英、美等国在与华贸易中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的境地，尤其是嘉庆帝登基后，减少了西洋贡品的采购，更是让洋商们的利润降低了不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洋商们绞尽脑汁，直到东印度公司发现贩运鸦片能够给其带来暴利，他们便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此后，洋商们想尽办法将大量的鸦片夹藏在货物中，运送到广州交给当地的烟贩分销。道光帝继位前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不但有大量老百姓因吸食鸦片不事生产，变卖家产，导致家庭破裂，甚至鬻儿卖女，清政府也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损失巨大。
道光元年（1821）十月十四日，两广总督阮元上奏称“鸦片一项来自外洋，流毒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而洋商将大量鸦片运进广州，却从未见过有行商进行查办，显然有徇私舞弊、包庇洋商的嫌疑，而“伍敦元（即伍秉鉴在户部注册时所用官名）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商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请求惩处伍秉鉴。十一月十九日，道光帝下旨：“夷船私贩偷销（鸦片）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清道光元年（1821）十一月十九日，道光帝惩处伍秉鉴徇隐洋商夹带鸦片之罪的谕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林则徐来到广州后，首先找到了伍秉鉴，要求其代自己向所有的洋商传话，严禁再将鸦片贩运来华，否则一律严惩。然而，洋商们并不在意，仅仅将鸦片船藏了起来。林则徐见伍秉鉴及其他行商们没有尽到督查、规劝的义务，等同于“勾结洋商，走私鸦片”，为此多次斥责和惩戒伍秉鉴等人。次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伍秉鉴集合行商们积极募捐，甚至捐献巨资为朝廷购置美式战船、修造火炮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战败，需要支付2100万银圆赔款，其中便有伍秉鉴缴纳的100万银圆。
尽管如此，伍秉鉴长年与洋商打交道，又牵涉鸦片贸易，使得其名誉在鸦片战争之后一落千丈，甚至遭到国内不少人的指责。心灰意冷之下，伍秉鉴终于决定归隐家中，不再过问怡和行的事务。次年，74岁的伍秉鉴溘然离世，结束了自己毁誉参半的一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1月3日 总第405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