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3月7日，马相伯在上海率领师生脱离震旦学院，迈出了创办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的第一步。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到沪办事知晓此事后，立即表态给予支持。随后，他采取一系列行动，助力解决了复旦公学初创时所遇的众多困难。张謇支持马相伯“旨在于上海推动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可以说，他对复旦公学的创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缘由探秘
1905年3月13日，张謇因受南通纱商嘱托等多种事由来到上海，当他听说马相伯要创办复旦公学后，迅速作出反应，表态将对其全力支持。其后，张謇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表态并非虚言。他支持马相伯，虽然“旨在于上海推动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但一个非上海籍的人士为何会如此关注上海，关注马相伯呢？其实，内中缘由甚多，但主要有两大原因。
首先，张謇当时情系上海，已将上海视为第二故乡。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口的北、南两侧，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社会风俗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通、沪两地在近代发展方向与阶段上又存在着较大差异，截至张謇的实业、教育事业起步之际，南通仍基本上停留在农耕时代，而上海已确立了国内首屈一指近代都市的地位。沪上较为发达的近代实业、教育事业，日益开放的士绅阶层，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等多种因素，都成了推动张謇走进上海，仿效上海，倚重上海的动因，尤其是上海内外联通的开放格局，不仅使张謇快速学到了西方很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发展理念，也让其拥有了独特的“世界眼光”。与此同时，上海也更加“注目”这位来自江北的有识之士。张謇状元及第后放弃仕途，投身实业、教育事业，其人生选择与精神气象，以及快速提升、不断改变的南通城市面貌，让沪上许多具有家国情怀的绅商感佩不已。于是，上海向张謇敞开了胸怀，双方间频繁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崭新内容的互动，上海也由此成为张謇除南通外创办实业和教育机构数量最多，往来最为密切，融入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一座城市。在上海这方舞台上，张謇起初主要扮演着“学艺人”与“取经者”的角色，后来慢慢成长为沪上某些领域的开拓者与“男一号”。他既受惠于上海，又为上海添彩；既在上海谋求南通实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又为上海筹划本地的实业、教育（有些影响及于国内）之路。因此，“上海元素”深深融入了南通，“张謇元素”也在上海各处频频体现。在十来年中，张謇从缘结上海到情系上海，他已逐渐将上海的事业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
马相伯
其次，张謇与马相伯交往多年，并拥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马相伯（1840—1939），天主教徒，名良，字相伯，江苏丹阳人。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马相伯先后入朝参加平乱，并于第二年在朝鲜相识。虽然在如何对待日本侵略的具体策略上有所分歧，但两人由此结下的情谊，以及共同的士大夫责任与救国主张，为他们日后继续交往奠定了基础。中国甲午战败后，张謇在南通首创师范学校，马相伯则毁家兴学，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马相伯还认为“陶冶国民必以师范为基础”，非常认同张謇先办师范的做法。因此，张謇频繁来往上海后，与马相伯重启交往，友情日益深厚。1904年6月，张謇偕王清穆、严复、马相伯等同往上海商学公会参加集会，张謇在会上演说道：“上海许多纱厂挤在一处，不过一家人在门里相并，兄胜弟败都算不得事。须是要开门，与外人争竞。”并点明“从古至今，明白的国不亡，明白的人不死。诸位大家努力，总可发达”，遂赢得“阖座鼓掌”。在“阖座鼓掌”的人中，也包括马相伯在内。“与外人争竞”，做“明白的人”，这便是两人互相支援、联合行动共有的爱国情怀。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已拥有了20多年的交谊，马相伯尽管年长张謇10余岁，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两个为救国而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
饭馆会商
1905年3月31日，《时报》报道《震旦学院之最近情形》。
张謇抵上海后自感“寒甚”，连日卧床，恰闻马相伯脱离震旦学院，准备创办复旦公学之事。他立即不顾病体外出联络，谋求各方助力马相伯。于是，助力马相伯一跃变成了张謇此次上海之行“最为重要、优先考虑”要完成的任务。
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周馥也风闻此事，遂致电上海道台袁树勋询问信息是否确实，袁回复确有其事，但如何援助，应待“晤商马君”后再定。而此时的张謇早已采取了行动，3月25日，他邀请曾铸、王清穆、黄继曾等沪上绅商聚会于一品香饭馆，共同商讨如何助力马相伯之事，“是日到者甚多”。31日的《时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总的意思是，经会商全体同意：第一，在道义上声援马相伯。大家公推马相伯为复旦公学校长，“主持学务”，与会绅商皆表态“合力经营”。第二，在资金上援助马相伯。与会绅商“竭力赞成”，并将“集有巨款”捐赠。第三，先行解决办学所需的临时校址、校舍问题。经大家商定，把校址选在了吴淞，“体恤学生光阴，于建造校舍前，拟借吴淞陆军公所空房先行开办”。这次饭馆会商，是张謇在上海为助力马相伯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因事前谋划较为周全，张謇的倡议得到了全体绅商的赞成和支持，大家表示“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这次会商行动之快、效率之高令人赞叹。
尽管如此，张謇其实并不主张绅商单独行事。他认为，创办复旦公学只有“合力图成”才能办好，而这“合力”自然包括政府参与。仅以为复旦公学选择临时校址、校舍为例，就涉及借用吴淞陆军公所营房之事，非得到政府允诺不可。会商结束后，张謇、王清穆立即致电周馥、袁树勋：讲明离校学生现“寄居各处，立待新校之成。穆等已议集捐另设新校，拟暂借吴淞提镇行辕并陆营公所，仍延马道良主持学务，先行开学。……谨先电恳可否，即请电示”。29日，张謇又前往道台衙署拜访袁树勋，洽谈暂借吴淞军队营房等问题，袁出示周馥复电：“前接张、王二公来电，已悉六营公所如空闲可借用，请转杨提督（指吴淞炮台提督杨镜岩）并告张、王二公。”既然如此，张謇、袁树勋便再与杨镜岩协商落实尽早迁房。4月4日，张謇因事急需返回南通。离沪前，他接受了马相伯及离校师生的邀请，允诺偕曾铸、严复等20多人共同担任复旦公学“校董”，用以提高复旦公学的声望和方便向社会筹集资金。与此同时，让张謇颇感宽慰的是：吴淞军队已“于日前迁出”用房，同意供复旦公学借用。为期23天的助力暂告一段落，张謇可谓功不可没。14日，《时报》载文《震旦新学院之大局定》，对于这次官、绅“合力”创办复旦公学之举给予高度评价：“官与绅俱有力焉。不争意见，不生疑忌，上下一心，更近日新，事业中所寡有者。苟能事事如此，中国前途未必无望。”
虽然复旦公学的构建框架大致落定，创办已经启动，但张謇无法长驻上海，就近参与。而4月4日返回南通后，他在其后3个月内为筹备办厂、开矿、垦荒等奔波于南通、镇江、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各地。其间，张謇仍不忘与其他“校董”集体签署了一份《复旦公学募捐公启》，面向社会广为散发：“震旦学院者，丹徒马君相伯良之所创立也。”“此今者复旦公学所以继震旦而求立，而募捐之举，所不得已而望海内外诸公之见助也。”8月后，张謇连续到上海参加了调解抵制美货运动、抗议英国副领事大闹会审公廨示威运动，以及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歧视罢课返沪事件等。在上海，他虽与马相伯多次接触沟通，却无法做到专注于复旦公学之事。张謇在致友人的函中透露过内心的无奈：“爱我者，恨我兜揽太多；望我者，责我因应不广。世乱方始，老境已来，公谓我奈之何哉。”10月26日，张謇挤出时间偕王清穆等赴吴淞，实地视察包括复旦公学在内多所学校的操场用地建设情况。11月22日，张謇又邀请王仁东、赵凤昌等人前往吴淞，首次走进复旦公学校园与马相伯会晤，当晚又在一家饭馆设宴招待了众人。当天在复旦公学会晤的具体内容现已无法知晓，但可以大致推测的是，应该包括两人对大半年共同经历的回顾，对来年的展望，以及相互间的慰问与鼓励。
“万圆”捐赠
1905年4月4日，《时报》报道《震旦学院预备开学》。(左图）
1905年9月9日，《时报》刊登本报代收复旦学校捐款明细，其中张謇捐款200元。（右图）
能否在资金上大力援助马相伯，关系到复旦公学能否成功创办。张謇最早在饭馆会商时，以及稍后又在《募捐公启》中一再向社会发出募捐呼吁。绅商界反响总体不错，周馥、袁树勋等政府官员也表示“自应力与维持”，并于同年7月底前从各地财政筹拨了1万两白银用以资助复旦公学创办。
但是，作为倡议在资金上援助马相伯的绅商代表，张謇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来解决问题，他不仅需要自己设法筹款，而且必须为其他绅商作出表率。张謇饭馆会商后的捐赠行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捐赠有三个特点：一是捐赠时间早。《时报》在9月9日刊载了一则捐款启事，其内容介绍了此次给复旦公学捐款者为5位绅商，张謇名列其中，捐赠“二百元”，为5人中数额最大者。但这并非张謇最早的一次捐款，只是多次中的一次。据张謇早在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圆（另说‘一万两’）。”这才是张謇的第一笔捐款，也就是在饭馆会商后的第4天。而此时政府官员与参会绅商虽都有捐款意向，但均未开始行动。二是捐款数额大。张謇日记中所记载的第一笔捐款达“万圆”，数额如此之大，后来只有少数人（如曾铸等）在下半年捐赠中达到过这一数额，“超过者未有所闻”。张謇这“万圆”捐赠犹如从天而降，及时且迅速，可谓是给刚刚起步创办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吃了颗“定心丸”。同时，张謇这一时间最早、数额又最大的捐款，对其他绅商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表率作用。曾铸等人在下半年为复旦公学捐款“万金”的举动，应该也是受到了张謇的启发与激励。三是途径不同寻常。张謇的捐赠出手即达“万圆”，极容易让人将这一举动与南通实业的实力雄厚联系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1905年2月24日，南通有艘装载棉纱与“县庄布”外运的货船在吴淞口遭遇上海认捐棉纱公所勒索。认捐棉纱公所属于厘卡机构，一贯霸道行事，由于此次欺人太甚，激起了南通纱商的公愤，迫而向张謇求助。为南通纱商申诉，即是张謇3月13日来沪的动因之一。由于张謇在国内实业界影响很大，且上年已获“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身份。在他的筹划下，认捐棉纱公所最后不仅被迫将所扣南通纱商货物“照数发还”，张謇还巧妙设计，掌握了认捐棉纱公所“勒索枉法”巨资的证据，由江苏巡抚陆元鼎给以“罚银一万五千两”的处罚。而这项罚银的最终去处是：三分之二由张謇捐赠给复旦公学，另三分之一则捐赠给了上海龙门师范学校。这两所学校几乎是同时在上海创办，张謇与龙门师范学校筹办人袁树勋、李平书等交往密切。张謇为南通纱商申诉事发偶然，原本与为复旦公学捐款没有关联，但是，张謇如此办理，既为南通纱商伸张了正义，又为复旦、龙门两所学校筹得了大笔资金，可谓一举两得，他的巧妙运作与办事能力不禁令人敬佩有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0月27日 总第4052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