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彻夜长谈，回忆往事。他感叹地说：“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作‘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后来，斯诺将这段话记录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曾公开发表过一篇有关体育的文章。
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封面）。
1917年4月1日，署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大作用，同时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德、智、体“三育并重”，体育“实占第一之位置”的思想，最终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育之研究》对体育概念、目的、作用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乃至体育实践中锻炼原则与方法等问题，都有着较为客观的阐述。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部分）。
关于体育同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在文章里开宗明义：“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对于身体强弱的转化，他论述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终会强而转为弱。而弱者，如果“深戒嗜欲”，“勤自锻炼”，久而久之也会变为强者。“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
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大气磅礴地写道：“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毛泽东向世人亮明了他体育救国的思想，这是当时绝无仅有的见识，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欣赏和重视。
彼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中华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正在走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他写道：“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他从中华传统文化角度，用近代科学眼光，就体育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与研究。《体育之研究》引用传统典籍中的大量史料案例、成语和诗文，文化价值含量不可低估。
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1902年至1909年，毛泽东在家乡断断续续接受了私塾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这几年的“孔夫子”教育，培养了毛泽东“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其后来的“古为今用”。
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内圣外王”，对毛泽东创作《体育之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理念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得到了诠释：“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意为，体育离不开“德育”“智育”，但“德育”“智育”更要依赖体育，而“无体是无德智”的真谛，就是通过身心一体化的自我修养，进而达到“内圣”的价值目标。
毛泽东在接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进行了改造和扬弃。在《体育之研究》中，他明确表达了“内圣”的要务是探求“大本大源”、获得真理。在毛泽东看来，强健体力也是属于个人“内部”的修养，各种功业的“原因之事”。因而毛泽东决心“向大本大源处探讨”。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师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当时，毛泽东经常锻炼身体，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所谓风浴，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早晨，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毛泽东独身一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在文中所提及的“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正是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辩证价值观。为了更充分地表述儒家“中庸”价值观和辩证思想的体育内涵，毛泽东还特意举出“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作为现实例证，认为他们“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体育思想的形成
1910年秋，毛泽东结束私塾教育，离开韶山，入读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他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3年春，毛泽东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未来，便报考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次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创办并讲学的城南书院，与其一江之隔的是岳麓书院，更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讲学之地。它们都是青年毛泽东吸吮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人文基地。1916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重视经世致用思想的“实事求是”匾额挂在讲堂正门。毛泽东曾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匾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最终，“实事求是”成为《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体育理论与提出的实际问题的思想基础。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一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可见，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心中，曾国藩兼容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是个既能“传教”又会“办事”的人物。随后，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明确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受此影响，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提出，“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这里强调，体育锻炼要脚踏实地，不能光说不练。毛泽东在研究体育锻炼问题时，正是立足于“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应注意之项”这些实际问题上。比如，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儿童的知识道德修养是他们成长中人格养成的关键，但身体锻炼却不被重视。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他认为小学阶段首先要专门注重于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文章批判当时学校课程繁多而又不重视体育，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最终，得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结论。
另外，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的最后还介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这套融入武术、体育和舞蹈成分的“六段运动”，涉及“手部运动，坐势”“足部运动，坐势”“躯干部运动，立势”“头部运动，坐势”“打击运动，不定势”以及“调和运动，不定势”，体现了他“不空谈”“务实”的思想。
毛泽东在撰写《体育之研究》时，一方面吸收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一方面站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将“内圣”之道转变为自我实现和发达个性的途径，强调采取“务实”的理念，科学地诠释体育基本问题，奠定了其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体育之研究》可称是中国体育领域的早期论文，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青年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思考。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上海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9月22日 总第4039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