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十三行100多年的历史上，行商们始终活跃在对外贸易的舞台上。他们通过努力挣下了巨额资产，即便与著名的晋商、徽商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有不少家族逐渐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行商世家，而极具代表性的是以潘振承祖孙三代为代表的潘氏家族。
百年世家由此启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潘振承出生在福建泉州府。由于泉州府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当地繁荣的商贸环境使其对经商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待到年岁稍长，潘振承便来到广东开始从事南洋贸易工作，通过往返马尼拉贩卖丝绸等商品，成功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乾隆九年（1744），30岁的潘振承筹足了资金，在广州珠江畔正式开设了一家商行——同文行。
潘振承在多年的贸易生涯中自学了多种外语，能够独立与洋商进行交流，因此，许多洋商一来到广州都愿意先拜访潘振承，向其请教各类事宜，甚至在与当地的其他行商或官府发生纠纷时，洋商们也会请潘振承居中调节。在洋商的支持下，同文行的生意不断扩大，尤其在乾隆帝“一口通商”政策施行后，潘振承便成为行商中的领头人。
潘振承为人大度，胸襟开阔，颇具商业头脑。他做生意时经常不拘泥于一时得失，而是注重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当时，英国商人贩来中国的商品以毛织品为主，但毛织品在盛产丝绸锦缎的中国没有太大市场，商品长期处于滞销状态，这给英国商人带来了极大困扰。潘振承得知后，主动找到英国商人，向其保证长期承销这些毛织品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数量。
潘振承为何要帮英国商人承销毛织品呢？原来，英国商人在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时，往往会根据对方承销毛织品的比例来确定自己购买茶叶的贸易额度。智慧精明的潘振承通过计算，发现茶叶的利润远远高于毛织品的利润，便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向英国商人提出包销毛织品。同时，他又利用自己持有的销售茶叶的额度，在国内采购中获得了议价的权利。乾隆四十年（1775），潘振承购买英商的毛织品花费了8万多两白银，而次年按比例卖给英商的茶叶和生丝等各类货物的收益则超过了20万两白银，可见他深谙经商之道。正是通过这种贸易模式，潘振承不但占据了对英贸易的重要地位，还借此提高了他在与粤海关等当地官府打交道中的分量，而且除茶叶之外，他还拿到了远超定额的生丝出口特许，可谓一举多得。
此外，潘振承之所以能领先同时代的许多行商，还因为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例如，当时洋商们来中国做生意，往往要携带大量白银，经常出现资金紧缺的问题。为此，英国公司在广州推出了银行汇票，代替白银进行交易。但是，行商们都不敢轻易接受，而潘振承经过了解，认为这种方式的确轻便简单，而且被英、美等国承认，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同意了英商以汇票支付货款的请求，成为行商中最早使用汇票的人。
人生顶峰有烦恼
精明能干、敢于尝鲜的潘振承凭借其超强的眼光和能力，逐渐拥有了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人脉，无论是在广州的商场还是官场，他都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一方面，潘振承的同文行在全球建立了极高的声誉，以茶叶为例，同文行为了确保自己的茶叶质量，专门在武夷山建立、收购了大量的茶园，而所有运往欧洲的茶叶，都是用专门的茶叶箱存贮，坚固密封，防潮防虫，即便海路颠簸，也能保证茶叶被完好无损地运达目的地。而在欧洲，商人只要看见茶叶包装上印着“同文行”3个字，就会毫不犹豫地出钱购买，根本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另一方面，潘振承与各国洋商建立了牢固的商业伙伴关系，在本地行商中也拥有很高的威望，因此，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粤海关对他也是十分看重，如给各类商品定价、确定具体交易手续、各种不同货物的报税等既烦琐又专业的事情，自然愿意交由潘振承来具体操办。
潘振承虽然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声望，但他深知商人的地位相较于粤海关及广州当地官府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他通过官方的捐纳制度，多次向清政府捐献银两，最终得到了三品顶戴的官衔，此衔虽不能出任实职，但却让他拥有了足够的底气。可以说，乾隆朝晚期的潘振承，无论是个人名望，还是商业资产，都已经达到了顶峰。
然而，此时的潘振承却也有着无尽的烦恼。比如，当时的行商们不但要经常“孝敬”粤海关等官府处的官员银两，有时甚至被官员们勒索敲诈，就连国家发生战事、赈灾乃至兴修水利等，都需要他们捐献大量钱财，像潘振承这样的行商首领，往往动辄支出上万两白银。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福建人蔡伯多禄在广州私下联系了4个西洋的天主教徒前往陕西传教，在湖北被抓获。广东巡抚孙士毅便上奏乾隆帝，认为“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乃蔡伯多禄擅行出入招引，该商等置之不见不闻，一任改装越境，咎实难辞”，决定连同潘振承等行商一同审讯。潘振承面对孙士毅的指责，“亦十分惶悚，自称防范不严，愿求一体议罪”，最终被判罚白银12万两充公。这些巨额支出，让潘振承在精神与经济上都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潘氏三代写传奇
乾隆五十三年（1788），74岁的潘振承去世，同文行由其第三子潘有度（又名潘致祥）接管，这也是潘氏家族的第二代商业领袖。潘有度不仅继承了其父诚实守信、精明能干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低调沉稳，他从不夸耀自家的财力和人脉，遇事审慎，并特意将同文行在行商中的排名放在了第二位。而作为年轻一辈的商人，潘有度比潘振承更为进取好学，他既对英、法等国在欧洲及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非常熟悉，也对远在北美大陆的美国十分关注，甚至被美国的麻省农学会吸收为会员。潘有度这种强大的格局和博大的胸怀，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时势变化。
可惜的是，潘有度性格倔强，不像潘振承能够多方忍让。嘉庆五年（1800），粤海关监督佶山向行商们索取佣金，身为行商首领的潘有度据理力争，坚决不肯屈服。几番争论下来，潘有度疲于应付，索性掏了50万两银子作为代价，退出了行商队伍。不久，行商们就因为没有了带头人而导致洋务办理混乱，大小纠纷不断，甚至出现了好几家行商倒闭的情况。嘉庆帝收到粤海关的奏报后，深知潘有度“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悉，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便于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初二日专门下旨，要求潘有度回归：“其退商潘致祥（潘有度）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著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
清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初二日，嘉庆帝要求潘致祥（潘有度）仍旧充任行商，协助办理事务的谕旨（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潘有度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出山，以“同孚行”的名义重新加入十三行，并很快恢复了十三行的原有秩序。嘉庆二十五年（1820），潘有度去世，他并没有培养其子专门从事行商，但幼子潘正炜在接手同孚行后，依然将家族事业打理得有声有色，始终在行商中处于领先地位。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走到了终点。潘正炜审时度势，在鸦片战争后主动结束了“同孚行”的商业之路，为整个潘氏家族三代的百年行商生涯画上了句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9月1日 总第4030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