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8日清晨，一辆敞篷车缓缓驶出位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大门，随后减速右转驶入亚尔培路。此时，突然传来“砰砰”两声枪响，紧接着从路旁暗处窜出来4名灰衣人，继续举枪向车内射击。车内人员皆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而后座一名中年男子受伤最为严重，其前胸、左腰等处均被射中，在送抵医院时已不治身亡。这位惨遭刺杀不幸遇难的正是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
力争民权 惹杀身之祸
杨杏佛（1893—1933），名杨铨，又名宏甫，字杏佛，江西清江人。青年时期的杨杏佛即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于辛亥革命，后公派赴美留学，先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留美期间，他与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共同创办了《科学》杂志。该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杨杏佛任编辑部主任并经常撰稿。之后，他们又组织成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民间社团——中国科学社。
1918年，杨杏佛学成回国，之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他到孙中山身边任秘书，陪伴孙中山为革命事业奔走南北，并立志践行新三民主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以唤醒中国民族之自觉”。他每日撰写一二篇社论，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揭露封建军阀投降媚外的丑恶行径。1926年7月，杨杏佛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1927年春，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策应北伐战争。起义胜利后，杨杏佛当选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1931年，杨杏佛赴江西实地考察苏区红军现状，后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国民党当局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同时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许多革命志士、爱国青年被逮捕、关押甚至惨遭杀害。为营救被非法逮捕和关押的爱国志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于1932年12月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任总干事，并主持日常工作。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其他进步团体一起组建“国民御侮自救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和抗议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杀镇江《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的暴行；成功保护和营救了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丁玲、潘梓年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进步师生。杨杏佛参与的这些活动，是对进步力量的极大支持，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惮和仇恨，他屡次遭受威胁恐吓，直至引来杀身之祸。
不幸遇刺 引群情鼎沸
杨杏佛遇刺事件，震惊了社会各界。1933年6月19日，《申报》撰写文章《杨杏佛昨晨被暗杀》，详细报道了杨杏佛的遇刺经过。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声明，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她说：“这些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人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惩罚！”
20日清晨，杨杏佛公祭仪式在中央研究院举行。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泣不成声地说：“中央研究院之得有今日，先生之力居多。今先生以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而死于非命，同人等之哀悼为如何！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20日下午，杨杏佛入殓仪式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举行。宋庆龄、沈钧儒、鲁迅、史沫特莱、伊罗生、洪深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及各界人士百余人前往吊唁。入殓仪式结束后，鲁迅奋笔写下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此时，正在浙江杭州的郁达夫也通过诗歌表达哀悼：“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得杨杏佛救助刚被释放不久的许德珩听闻噩耗，写成《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此仇必报兮时间不长。百倍以偿兮何时？宋蔡心情兮可想！泪落京华兮此日。雪耻到来兮地覆天翻！”
7月2日，杨杏佛葬礼在上海举行。亲往吊唁的有何香凝、蔡元培、沈钧儒等二三百人。因其为中国科学社首创者，他的灵柩上便覆中国科学社社旗，并由科学社社友王琎、胡刚复等扶灵前往霍必兰路永安公墓下葬。全体吊唁者环绕墓地三鞠躬，向这位伟大的民主斗士致哀告别。
层层受阻 致悬案未破
杨杏佛遇害当日，蔡元培即请律师吴凯声“代表家属进行法律上的追究”。中央研究院一纸“请予饬属缉凶”的电文也火速发往南京国民政府，得到的回复却是“应交行政院饬属缉凶”。而行政院则表示，已电令上海军警当局从速缉凶。如此兜兜转转，又经数次催促恳请，直至6月底，此案竟未有丝毫进展。
7月2日，杨杏佛之兄杨鑫请中央研究院出面，并特聘律师以家属名义再次上呈南京方面，迫切请求缉拿元凶。行政院回复“此案迄今已将旬余，凶犯仍未缉获，颇为遗憾”，并称已交由上海市政府公安局负责办理。
1933年，杨杏佛之兄杨鑫、子杨小佛为请侦缉杨杏佛遇刺案凶手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之后的几个月，杨鑫、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及律师多次与行政院交涉，因为案发地在法租界内，请“饬外交部向上海法租界当局交涉，迅予严密侦缉，以彰法纪而平冤抑”。但他们的恳切诉求都石沉大海，未激起丝毫波澜。直至11月27日，行政院的批复才姗姗来迟，表示“已交司法行政部转饬该特区法院严予缉凶”。上海市政府则表示，因案发租界，已训令公安局协同租界当局严缉凶犯归案法办。
其实，此案的“蛛丝马迹”非常明显。据《申报》报道，案发后，一名凶犯仓皇逃窜时跑错方向，没赶上接应的汽车，被同伙一枪击中手臂，又自杀未遂被捕。经医院抢救，嫌犯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审讯时，他却矢口否认行凶事实，谎称因访友路过案发现场被流弹所伤。同伙得知他已清醒，担心其招供，便通过潜伏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务带上毒药潜入医院杀人灭口。第二天，报纸就披露了嫌犯“气绝身亡”的消息。由于死无对证，破案最好的时机就此丧失，“杨杏佛遇刺案”变成了一桩悬案。在此案的办理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贼喊捉贼”的卑劣行径也尽显无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此案得以真相大白。据亲历者回忆，此案由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前往上海指挥，华东行动组赵理君率手下具体执行。1933年4月至5月间，特务们即开始部署刺杀计划，还专门在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咸斯路一幢3层楼房内设立行动部。他们先是踩点掌握了杨杏佛的日常生活轨迹，认为中央研究院一带行人较少，便于作案，得手后不仅可将责任推给法租界当局，还可以恐吓同居于法租界的宋庆龄，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
杨杏佛一生致力于科学民主事业，为国家民族利益不懈奋斗。在遇难前的几个月，他曾应《东方》杂志之约，写下他的心愿：“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无情的子弹却击碎了杨杏佛的理想抱负，但他的爱国救国之志，值得载入史册并为后人所景仰。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8月25日 总第402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