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位于宝山东部，黄浦江口西岸。张謇曾言“吴淞为吾国第一口岸，于水为长江门户，于陆为铁路终点，而又位于上海租界之前，宜为世界所瞩目”。他不仅督办过吴淞第二次开埠，还曾在此地兴办实业、创立和资助学校。可以说，吴淞是除南通之外，张謇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基地。
督办开埠 规划市政
1920年11月4日，张謇受北洋政府委任，督办吴淞商埠事宜。1921年1月22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以《未来的吴淞商埠》为题，报道了吴淞第二次开埠计划，称：吴淞商埠开发进程的下一步，就是成立吴淞商埠局。吴淞商埠局总部设在吴淞，上海设有办事机构。南通的张謇已经被任命为吴淞商埠局督办，这项任命可以视作官方对吴淞开埠的支持。该文除介绍第二次开埠计划外，还简要地介绍了张謇：一位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士，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颇有建树。在他的经营下南通建成了长80多公里的高等级马路，设立了一批企业，这些成就促进了南通社会的发展。
1921年2月，张謇的《督办就职宣言》（部分）。
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开局，68岁的张謇发表了就职讲话：经营地方事业会从这三方面考虑，有益于百姓、对一个县也有好处的事，会积极推动；不利于百姓、对一个县有危害的事，尽量避免；有利于社会，但是一个县的力量做不到，或者不是十分迫切的事，暂缓从事。他还说，20多年来，“事不副志者良多”，哪还顾得上南通以外的事。至于督办江苏运河工程，是因为政府和百姓的信任，“亦以数十年研究，十余年测绘筹计”，算是得偿所愿，“以雪空言之耻”。这次督办吴淞开埠，为时势所迫，作为国民义不容辞，也就不考虑江南和江北的地域之别了。
吴淞商埠局在吴淞镇的原提督行辕办公。据1921年2月19日张謇报送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的吴淞商埠局组织规程记载，吴淞商埠局有六项职能：建筑工程之规划及核定事项；官地、民地之调查登记及收用事项；规定土地之等第事项；经理土地及房屋之租赁事项；筹办警察事项；征收杂捐事项。
在张謇的带领下，吴淞商埠局准备先对吴淞进行测绘，在测绘的基础上确定埠界。1922年9月15日，张謇等人咨北洋政府外交部有关吴淞埠界事宜，并附埠界图。吴淞商埠的范围，“东至以黄浦为界，西至以宝山南北县道为界，南至以沈金港、葛家嘴、虬江为界，北至以宝山东西县道、马路塘、采淘港为界”。
经过测绘，张謇认为“水利、交通，为最要之政。一面于沿江筹建公共码头堆栈，以期运输之便；一面区划各工厂聚业之所”。吴淞口“自谈家浜起，迤西经剪淞桥至杨树泓，计长二千一百英丈，均为深水，足供码头船坞之用。”他设想在剪淞桥之东的岸线建造海轮码头，其西则建造江轮码头。除此之外，张謇还计划疏通蕰藻浜，既便利水路与内地的运输，也有利于太湖的泄水。至于吴淞的内部交通，他准备修建一条铁路及一条电车线路，两者分别与上海的铁路和电车衔接。
张謇对于吴淞开埠，有着全面细致的计划。在1923年元旦《申报》发表的《吴淞开埠计画（划）概略》里，介绍了他精心设计全埠街道、码头、水陆交通、公共事业、模范市街的建设办法。
张謇把吴淞商埠划分为六个区，各区设一个中点，各中点以斜路互联。中点的土地均收归公有，供市政、司法、警察、消防、税务等机关办公；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则位于住宅区僻静之处。除在各区中点各设一个公园外，还会在斜、直两路交叉的地方，所留的三角地、高低不平之处、原有树木之处，因地制宜或建造公园，或作为菜市场，方便各区居民。张謇的吴淞市政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张謇在吴淞开埠的目标为“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张本”。尽管最终没有实现愿望，但吴淞开埠本身不失为图强奋发之举。1923年5月，张謇辞去督办一职。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导致吴淞第二次开埠失败。
创办实业 捍卫主权
1903年，张謇与两江总督魏光焘见面时，提及渔业公司关系领海主权，南方与北方地区都应设立，如财力有限，则重点在江苏、浙江、直隶和山东等地推动；如北方地区不好推动，应从江浙起步。是年冬，胶州湾的德国商人设立了所谓的“中国渔业有限公司”，计划在上海招股。令人气愤的是，德国商人优先向外国人募集，不足才允许华商入股。根据“中国渔业有限公司”章程，该公司计划在东亚地区的海滨，用拖船捕捞海鱼。拟用渔轮6艘、运鱼船1艘。张謇认为此举“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上下受损，名实俱亏”。次年，他开始筹建江浙渔业公司，目的在于“首保海权，次保鱼（渔）利”。
早在1903年冬，“中国渔业有限公司”已经从德国开来一艘名为“万格罗”的小型渔船，到胶州湾附近海面试捕。该船建造于1895年，载重631吨。虽然“万格罗”号捕捞了大量海鱼，但在青岛销售不畅，便转向上海兜售。在上海仍没有鱼行愿意包销，最终导致大部分海鱼腐烂。于是“中国渔业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捷成洋行代售“万格罗”号，捷成洋行则转交荣华洋行经手。
在上海道的支持下，张謇的江浙渔业公司用4.5万两白银买下“万格罗”号，改名“福海”号。随后，连同派人往来青岛查看旅费、江浙渔业公司开办经费5000两白银，合计5万两白银全部由官府垫资。鉴于浙江渔业发达，所以张謇在筹备江浙渔业公司时，主要依靠当地人士，并聘请宁波帮商人樊时勋为江浙渔业公司总董。江浙渔业公司的创建，开辟了中国现代化渔业之路。
在实业取得发展的同时，张謇欲进军国际贸易市场。1920年12月，他在给华义银行上海分行李国芝的信中提及：“海外贸易，今行已迟迟，乃益不可缓，但必枢纽于航业。”吴淞背靠上海，又滨江临海，是发展国际航运业的理想场所。张謇先后在吴淞发起、创办中比航业公司和左海公司，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航运史上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
《左海实业公司章程草案》（部分）
张謇创办中比航业公司是来自梁启超的倡议。1919年，在旅欧考察中，梁启超与比利时政府人员见面后，得知比利时方面拟组建中比合资的航业公司和贸易公司，并希望他牵线中方愿意投资合办的人士。1920年梁启超回国后，将此事告知张謇。张謇认为商业上绝对不能闭关自守，但中国自从五口通商以来，远洋航运与对外贸易被外国人所控制，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为外国人所攫取，中国人必须能够直接对外进行贸易，因此极力推动合资企业的成立。
《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之计画（划）》（部分）
据《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之计画（划）》记载，拟议中的合资航业公司股本为1亿法郎，中方占比45%；合资贸易公司股本1000万法郎，中方占比一半。根据当时汇率，中方需投入规元250万两至300万两。中国银行的徐新六出面募集规元70万两至100万两，剩余由张謇、张詧兄弟负责。他们投资规元25万两，其好友徐静仁、陈光甫、吴寄尘、刘厚生各认募规元20万两。同时，张謇准备把大生纱厂和大生分厂积存的余利规元70余万两，一并拨入合资的航业、贸易两个公司作为股本。按照这样的规划，中方资金基本到位。后来，由于比利时方面商人濒于破产，合办中比航运公司的事宜只能暂时搁浅。1920年8月，张謇联合荣宗敬、金其堡等人，承领吴淞的衣周塘滩地，设立左海公司，规划开辟轮埠、建设工厂（先筹办电厂，再筹划机器铁厂）、经营航业。左海公司却未能如愿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开发。至此，张謇在吴淞创设国际航运业以失败告终。
张謇还曾参与中国第一家民族纺织机器企业中国铁工厂的创立。中国铁工厂由聂云台倡议设立，主要股东有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张謇任董事长，聂云台为总经理。1921年，中国铁工厂在吴淞建厂，产品供应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纺织厂。由于民族棉纺织业不景气，中国铁工厂开工后就出现经营不利的状况。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该厂遭到日军袭击，损失惨重，不久宣告清理倒闭。
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
20世纪初，在吴淞炮台湾建立起一批高等学府，使得吴淞成为大学城。炮台湾原为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滩地，后因清政府在此设立炮台而得名。炮台湾地价便宜，又有淞沪铁路延伸至此，遂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等都曾在此建校。其中，张謇与前四所学校有着密切关系，他在吴淞大学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张謇是复旦公学初创时期的重要支持者。1903年，马相伯始创震旦学院。1905年，他与总教习南从周因教务问题出现意见分歧，便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公学。张謇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而且复旦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因此，他一方面担任震旦学院的董事，支持震旦的复校工作；另一方面为复旦公学的开办奔走呼号。3月25日，张謇、王清穆、曾铸等多位士绅在上海一品香酒店集议，请马相伯主持复旦公学校务、讨论筹资办学事宜，同时考虑暂借吴淞陆军公所的空房先行办学。张謇和王清穆随即就此事致电两江总督周馥。周馥非常赞同他们的想法，指示上海道与军方洽商，最终获得军方支持。29日，张謇“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之后，张謇、曾铸、严复、熊希龄等人应马相伯之邀，担任复旦公学的校董。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举办开学典礼。复旦公学在吴淞一直办学至1911年。
张謇也是中国公学的支持者。1905年底，日本政府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中国留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等自由，大批留日学生被迫回国。1906年1月，13省的归国留日学生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自办学校，定校名为“中国公学”。两江总督端方答应每月资助中国公学，并拨吴淞炮台湾海军衙门以西的百余亩官地作为校址。1908年9月13日，中国公学开董事会，张謇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即总董）。张謇在任内多方筹款以维持中国公学的运作。1912年，他率中国公学的董事，多次与北洋政府财政部交涉，要求把前清上海道蔡乃煌存放在比利时驻沪领事馆的源丰润等户抵押的房产、股票，交中国公学充作经费。
张謇还是吴淞商船学校和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建校的倡导者及创办人之一。1905年，张謇就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事宜咨呈商部，提及未来准备兴办的五项工作，其中就有在江浙渔业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个学校的设想，“选渔业各小学校毕业学生，聪明而体弱者令学水产，其强壮者令学驾驶”。同年，他在《呈南洋大臣议略》中，设想水产学校讲授捕鱼器具的制作以及养鱼、腌鱼、冰鱼、晒鲞等工艺，而商船学校学生在校两年练习驾船。张謇认为“水产学校兴则关系渔利，商船学校兴则关系海权”。鉴于江浙渔业公司已经在吴淞设立初等小学校，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拟议中的水产学校，因此张謇决定先办商船学校。他感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大学培养航运人才，不仅与商务有关，也同海军有密切的联系。中国长期缺乏航运人才，轮船公司的驾驶和机务人员都由外国人支配，不但利权受损，也无法造就本国人才。世界商战惨烈，如果要确保主权，并且辅助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从1907年7月17日《申报》刊登的张謇致上海道台瑞澂的信中可知，商船学校“基址已于四月初一日开工填筑”。随后，在张謇的努力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于1912年设立，1913年在吴淞炮台湾复旦公学原校址土地建设新校区。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南通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8月18日 总第4024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