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调研方法，开展调研工作。其“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等观点独到精辟，入木三分。
蹲点调查是陈云常用的一种调研方法。蹲得住、蹲到群众中去、蹲到关键地方，无论条件多么恶劣，他都持之以恒，不解决问题不罢休。1961年6月，陈云前往上海市青浦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调查。其间，他深入农村各家各户，与群众同吃同住。通过主抓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三个问题，陈云逐步确立农村经济恢复发展问题的要害，为中共中央调整决策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剖麻雀”抓关键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成为影响全局的揪心问题。采取什么办法才能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陈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此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农村最真实的情况，成为陈云探索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任务。“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
之所以选择青浦作为调研首站，既因为这里地处太湖流域，是我国传统粮食高产区，具有较大代表性；于陈云而言，青浦既是他的故乡，也是他革命人生的始发地。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曾多次到青浦农村进行调查，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农民对他也比较熟悉，敢于讲真话。尽管当时陈云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医生建议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他仍坚持于1961年6月27日率队抵达青浦小蒸公社。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
与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
在调查中，陈云非常注意从细节中寻找问题突破口。从群众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才能更好掌握实情，这一方法被他形象地比喻成“解剖麻雀”。一到小蒸公社，陈云就专门召开了关于养猪问题的座谈会。猪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养猪也是一项重要的农业活动。对农民来说，养猪就等于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其日常开支一般都依靠养猪卖钱来解决。小蒸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但自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全国掀起大办养猪场之风，农民私养的猪都归了公。之后，小蒸的养猪数量一年比一年少，从1957年的1.6万头降至1960年的5600头，减少近三分之二。陈云就养猪问题分别召集公养猪和私养猪各六七人连开了两次座谈会。会上，陈云问大家为什么猪会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社员们告诉他，公养的猪死亡多，长肉少，产苗猪少，还浪费稻草和劳动力。陈云边听边记，总结了四方面原因：一是饲料不足；二是管理不善；三是劳力缺乏；四是有些猪被冻死。
为进一步弄清状况，陈云决定去集体养猪场看看。
小蒸共有15个养猪场，陈云去了其中2个。在集体养猪场，他看到猪圈脏得一塌糊涂，猪在乱草堆里，身上滚满了泥浆；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小猪、大猪、病猪都吃一样的东西，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人管。陈云生气地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产仔吗？”据公社干部汇报，之前私养猪的时候，平均每头母猪一年能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只有6%。实行公养以后，1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4头半苗猪，苗猪死亡率更是高达89%。如此强烈的对比让陈云感到非常吃惊。但是，公社饲养员却都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而是将其归于客观原因。
在调查完公社养猪场后，陈云得出结论：“大而无当。”
解决母猪饲养问题，成为养猪事业能否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之后，陈云到有养猪经验的农民家中，向他们虚心请教并参观了猪圈。大家告诉陈云，私养母猪，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他们对待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待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呵护。当母猪快生产时，他们就睡在猪栏边上，精心照料。猪圈也要时刻保持清洁，夏天铺青草、冬天垫干草，力求冬暖夏凉。这样一来，不仅猪养得好，苗猪成活率高，还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过一系列反复调查，陈云认识到，私养猪比公养猪更适合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要发展养猪业，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也要鼓励农民多养猪。
“讲真理，不讲面子”
一日，陈云在调查途中碰见几位农民坐在桥上纳凉，便上前问道：“生活过得如何？”其中一位回答：“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他们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
由于“大跃进”时期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小蒸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较短，历来以种植单季稻为主。但“大跃进”之后，当地领导干部认为种双季稻能使粮食增产，便不考虑地理和自然条件，要求农民改种双季稻。大家都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心里颇具怨言。
于是，擅长“算账”的陈云立即找到熟识的老农算了笔细账。
虽然种双季稻可比单季稻每亩增产220多斤粮食，但种双季稻的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实际上并不划算。种双季稻不仅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会影响寄秧田的产量，也不能种夏熟的豆、麦等作物，加之其他一些损失，总体算下来，种双季稻竟比种单季稻每亩少收310斤至330斤粮食。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
为进一步了解农作物种植情况，陈云之后又去到浙江嘉兴、嘉善等几个地多人少的县，调查种双季稻和春小麦等问题。嘉兴地区主张种双季稻，是因为其无霜期长，人均耕地少，而且当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种水稻和棉麻能够错开时间。他由此得出结论，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取决于无霜期长短及人口耕地比例等因素。
在调查过程中，陈云逐步认识到，农作物种植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瞎指挥、硬规定是要出大问题的。他郑重指出：“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
在座谈会上，陈云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认真向大家作了检讨。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他又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都说：“你是好人。”但陈云却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陈云看来，只有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勇于承认错误，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我党一贯坚持的理论品质。
陈云在调研中常说，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导致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得到。在小蒸，陈云同干部、贫农、中农、富农分别召开了座谈会，他跳出“包围圈”和“场面话”，诚恳直接地向大家发问，收集群众不满意、不高兴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会付其相应的误工补助及误工粮食，为大家化解讲真话、实话的“后顾之忧”。
“泥腿子”跑出结论
“他是那么亲切，那么朴实。”
在小蒸人民的记忆里，头戴草帽、一身布衣、脚穿布鞋的陈云每天都走乡串户，到他们家中揭锅盖，看猪圈，与他们唠家常。那时的农村大多是泥土路，比较狭窄。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时常还会遇到水沟。从小蒸到各个村，来回要走六七里路，有些甚至更远，陈云便不停地穿梭于泥泞之中。他上午召开座谈会，下午去农民家里，晚上伏案整理资料，写报告。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陈云的身体每天都处于超负荷运转。
农村自留地是小蒸人民尤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高级社时期，农村自留地最多不超过人均耕地的5%，但人民公社时期统统归公，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的粮食也都折价归公。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重新把自留地分给农民。但许多地区并没有切实执行，纷纷打了折扣，小蒸也是如此。
在走访调查中，群众普遍反映粮食征购过多，留下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因为他们的自留地只有一分田多一点，之前可耕种的“四旁十边”（“四旁”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十边”指河边、路边、沟边、田边、塘边、屋边、猪舍边、厕所边等除了大田外一切可以开垦的边角零星地块）已不准私人耕种，群众的杂粮收成大幅减少。有些生产队还规定自留地不准种粮食，以免无法与集体大田的粮食进行区分。农民吃不饱饭，只能到处找充饥的食物，有人甚至都把生产队作为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通过实地查看及翻阅相关资料，陈云发现青浦当年自留地仅占耕地面积的0.5%，这与中央规定的5%相差甚远。他痛心地说，自留地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员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
之后，陈云召开座谈会讨论自留地问题。会上，大多数人表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好处：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可以种蔬菜或者养鸡、鸭去卖钱，这样农民手头就有些零用钱；还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等。但也有些人担心给农民多分自留地，会使集体耕地减少，无法完成征购任务；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里的生产。
陈云则认为，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措施，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能够完成。
“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重要的调研方法，也是他一直遵循的工作原则。注重交换不同意见，进行比较反复，待仔细斟酌后再作决定。这样形成的调研结果，才最可能指向务实有效的破解之策。在陈云的主持下，小蒸公社开展了一系列座谈讨论，大家对不同意见进行反复的比较研究，逐步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最终提出要“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1961年7月11日，陈云结束在青浦的蹲点调查。之后，他回到北京，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3份调查报告。8月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谈了他在青浦农村的调查情况，并附上这3份报告。该调查报告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情况，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可操作性强，为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1年8月8日，陈云关于青浦农村调查情况给邓小平的信中所附的调查报告（部分）。
陈云的调查研究，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随时的、经常的、广泛的。毛泽东曾评价陈云，“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而陈云的调研思想和经验，对于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8月18日 总第402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