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红色记忆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者:付世魁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3-07-03 星期一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配合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自即日起,本报与中央档案馆保管部合作推出《风范·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栏目,依托馆藏红色珍档,重点讲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旨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典范。他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不以公济私。

春风南岸留晖远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家庭。祖上以务农为主,他的父亲经营着20多亩地,同时做一点小生意。其父对孩子们管教颇严。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便开始帮其父记账,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温柔敦厚、纯朴善良。文素勤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她的丈夫送米给逃荒的人。这种舍己为人的品德对毛泽东影响很深,毛泽东对他的母亲也最孝顺。1918年8月中旬,文素勤在娘家养病,毛泽东致信七舅父和八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春,因毛泽东的母亲病重,他从北京返回湖南长沙,将其母接来就医。10月,文素勤病逝,终年52岁。

    毛泽东的母亲病逝后,他挥泪写下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表达无限的悲伤、思念和感恩之情。毛泽东还在《祭母文》之后附写两副挽联,其中一副写的是“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毛泽东将其母的恩德比作南岸(指毛泽东读书的学校——南岸私塾)的春风,吹拂着他,留下永远的怀念。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他特意来到其父母的坟前三鞠躬。他向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为有牺牲多壮志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侄子毛楚雄、堂妹毛泽建共5位亲人,为了革命光荣牺牲。

    1920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结为夫妻,两人相濡以沫、感情甚笃。1922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夫妻二人被迫分离。杨开慧在湖南长沙县板仓老家开展斗争,毛泽东则远在江西井冈山领导革命。1928年10月,杨开慧因想念远方的毛泽东,写了一首名为《偶感》的诗:“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诗中句句透着伤感,流露着思念。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首无法寄出的诗。1982年,长沙县人民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时,发现了她当年秘藏在墙壁内的手稿,这首诗才被公之于世。同样,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一直担心杨开慧的安危。1929年11月,毛泽东大病初愈后,立刻给李立三写信,了解妻儿的情况,无奈没有得到消息。由于毛泽东是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对象,杨开慧自然也成为反动派悬赏捉拿的人物。1930年10月,当地反动地痞为得到赏银,逮捕了杨开慧,并把她交给湖南反动军阀何键。杨开慧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革命气节,她大义凛然地说: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何键恼羞成怒,要将杨开慧斩首示众,她毅然决然回答道:“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后来,何键听从手下建议,提出只要杨开慧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杨开慧断然拒绝。敌人见无法从她口中得知有用的信息,便于同年11月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秘密将其杀害。杨开慧牺牲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才从报纸上得知她牺牲的消息。他极为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几句情深意切的词,表达了对亲人和昔日战友的追思。

舐犊未必不豪杰

1938年3月4日,毛泽东写给其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杨开慧被捕时,毛岸英等人也被一同抓去坐牢,当时他才8岁。迫于舆论压力,反动派释放了毛岸英。杨开慧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亲属带到上海,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托人照料。1931年4月,毛岸龙因病去世。后来,由于受到白色恐怖等影响,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6年,我党组织将他们送到苏联学习。1938年3月,毛泽东与其子毛岸英、毛岸青分别10余年后,第一次收到他们从苏联寄来的信和照片,十分高兴,当即复信。之后,毛泽东就经常写信关心和教育毛岸英、毛岸青,还购买了一批书籍托人带给他们。在1941年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嘱咐毛岸英和毛岸青要趁年轻多学习,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还特意告诫他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1946年1月,毛岸英回国,不久就被安排到陕西延安柳林镇吴家枣园村参加生产劳动。1947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党组织安排的工作,广泛接触基层、了解社情民意。1947年10月,毛泽东写信教育毛岸英,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

    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在毛岸英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那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自己。毛岸英对他的亲戚给以生活上的照顾,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他们走后门。杨开慧从事革命时,曾得到其舅舅一家的帮助。1928年,杨开慧的大表弟向钧为革命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二表弟向复在湖南老家谋生,三表弟向三立在北京工作。1949年10月,毛岸英收到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毛岸英的亲戚希望在长沙谋取一官半职的想法。对于此事,毛岸英回信说,“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来临了”。“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利’,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对于信中提到向家因向钧牺牲希望得到抚恤一事,毛岸英说,“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希望他们耐心等待经济环境改善后,由当地政府一步步解决。同年11月,毛岸英又在给表舅向复的一封回信中说:“热望本钧舅(即向钧)之革命自我牺牲精神,努力废旧迎新,站在人民方面兢兢业业地工作。”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之前,毛泽东已经有5位亲人在革命中牺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毛岸英还是留在国内比较好。但毛岸英坚持要用他的才智报效国家。对此,毛泽东没有阻拦,他希望毛岸英能够为国争光。在朝鲜战场,毛岸英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工作十分积极认真。不幸的是,一个多月后(即11月25日),毛岸英因遭遇敌人的空袭壮烈牺牲。当工作人员把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一言不发看了好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毛泽东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其一直珍藏着毛岸英的衬衫、袜子等物品,显然毛泽东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些遗物,寄托着一名父亲对儿子的深深怀念。

讲亲情更讲原则

    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时得到过众多亲戚朋友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毛泽东经常用他的收入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友,但从不利用职务和影响力为他们办私事,并要求他们不能搞任何特殊,可谓是: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与他交往甚密。早年文运昌不仅帮助毛泽东冲破家庭阻力,到外面读书,还曾任他的入学担保人。毛泽东读的很多启蒙书籍,都是文运昌设法给他买的。抗战时期,文运昌家庭遇到生活困难,想找毛泽东谋个差事,但被毛泽东婉拒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曾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15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予相应照顾安排。他还说这些孩子,体格强壮,有的可为技工学徒,有的可入育才学校,最优秀的还可深造,请田家英设法培植一下。田家英收到信后,感觉事关重大,于是将此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在信上郑重批示,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此外,亲戚中要求给以救济和照顾的信件还有许多,毛泽东都是让当地按政策办,不要搞特殊。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给湖南省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信说:“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写给陈玉英女儿孙燕的信。

    陈玉英早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帮工,之后还帮助杨开慧照顾孩子,很是得力。1930年10月,陈玉英与杨开慧、毛岸英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毒打,但她始终什么都没说。1950年4月,毛岸英回到家乡给外祖母过八十大寿时,特意前去看望了陈玉英。1951年12月,陈玉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23日,毛泽东给她回信说:“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叮嘱陈玉英,如果有困难就告诉他。1957年5月,陈玉英的女儿孙燕面临升学,有好多不明白的问题,孙燕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本意是,马上初中毕业,面临报考学校的问题,老师建议她报考音乐类学校。她年纪小,不知道报考流程和如何准备,看主席能不能写信向学校打听下要考什么科目。6月8日,毛泽东在给孙燕的信中写道:“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叁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在毛泽东的心中,人民始终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他对子女谆谆教诲,希望他们追求进步,最重要的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希望干部子女能继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6月30日 总第4003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阮伸伸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