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代“康乾盛世”进入末期，广州十三行也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行商们不仅要应付当地官府的各种摊派勒索，还因到处借贷而经常陷入欠债破产的困境。嘉庆帝、道光帝虽多次整顿，但效果并不显著。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最终将广州十三行逼向了穷途末路。
行商破产遭流放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颁布的“一口通商”政策，为广州十三行提供了一个发展良机。但是，随着“康乾盛世”进入末期，十三行的行商们也开始陷入现金流短缺的困境。
早在康熙朝末年，洋商们在售出货物后，为避免携带的大量银圆在途中遗失，便将大部分就地放贷给当地商人，以赚取利息。到了乾隆朝，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后，十三行的行商们便成为洋商放贷的主要对象，而这时的贷款年利率则远比康、雍两朝高出不少，有时甚至高达20%至40%。
行商们之所以需要这么多贷款，主要是因为缺乏现金。原来，乾隆帝及之后的历任皇帝都将粤海关看做自己的“钱袋子”，不仅对行商们加征税款，还让他们主动“报效”。据相关记载，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道光十二年（1832），行商们就“报效”了400万两白银。同时，行商们做生意也要投入大量资金，例如采购内地茶叶，就必须提前一年向茶农们预付订金。如此一来，行商们的现金流很快便出现了问题。无奈之下，行商们只能接受洋商们的放贷。而一些行商为求快速回本，往往冒险行事，一旦生意失败，只能再度借贷。恶性循环之下，导致行商们接二连三的破产。
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行商倪宏文向英国商馆借了1.17万两白银，年利率高达20%，最终无力偿还，只能宣布破产，被乾隆帝一纸谕旨发配到了新疆伊犁：“倪宏文赤手无赖，肆行欺诈，赊欠夷商货银，多至累万，情殊可恶。……仅予发遣，实不足以蔽辜。倪宏文著发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惩儆。”倪宏文一案，开启了行商们因欠债破产而导致流放的先例。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初六日，乾隆帝下旨将欠债行商倪宏文发配新疆伊犁“永远安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官府摊派成重负
乾隆帝为了杜绝倪宏文这样欠债破产的现象在行商中愈演愈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初命令广东官府和粤海关联合发出通告，严禁行商们向洋人借贷，一经发现充军伊犁。可惜，就在当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和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发现泰和洋行的颜时瑛、裕源洋行的张天球等4家行商欠债高达380万两白银，由于颜、张两人无力偿还，只能奏请将二人“革去职衔，依例从重发伊犁当差，所欠夷人银两按其原本照律加一倍追还”。
其实，行商们面对官府派下的各项开支早已不堪重负。以日常采购贡品为例，在乾隆帝禁令颁布的前一年，行商们为了给乾隆帝贺寿采购西洋自鸣钟等贡品就花费了6500两白银，而这种局面直到嘉庆帝登基后才稍有好转。嘉庆帝不像乾隆帝那样喜好奢华，对西洋自鸣钟等器物也不是很感兴趣。为此，嘉庆帝多次下旨减免粤海关进献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并指出：“此等物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将中土财富消耗，太觉不值。”然而，广东省的大小官员仅在接到谕旨时稍有收敛，但很快便又旧态复萌。虽然嘉庆帝专门下旨强调“洋商积欠该夷人货价过多，受其挟制，亦复不成事体”，但却并没有好的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除了为朝廷采购西洋贡品外，广东的大小官员还时常以国家战事、赈济救灾、水利河工等名义向行商们摊派勒索。比如，官员们以庆祝皇帝大寿为名要求行商们进贡：嘉庆帝五十大寿时，行商们进贡了12万两白银；六十大寿时又进贡了13万两白银。此外，官员们还以赈灾的名义要求行商们捐款，例如嘉庆六年（1801），北京城外的永定河发大水，粤海关监督佶山便强迫行商们捐了25万两白银。不仅如此，行商们平日里为了自保也得经常向这些官员们送礼，就连行商中最有实力的伍氏家族也不例外，仅在嘉庆六年（1801）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40余年里，伍氏家族就送出白银1600余万两。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即便嘉庆帝有心奋发图强，道光帝以身作则推崇勤俭，终究无力阻止十三行的下滑趋势，而此后鸦片贸易的盛行，最终为十三行敲响了丧钟。
罂粟花下奏悲歌
清政府在与洋商们的贸易中，凭借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的优势，十三行的行商们也因此得以勉力支撑，直到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洋商们发现贩卖鸦片收益巨大后，十三行的命运更加岌岌可危。
其实，早在乾隆朝中期，洋商们就在货物中夹带着鸦片运到广州贩卖，只是当时数量不多，没有引起广州当地官员的警惕。嘉庆帝登基后，洋商们看到了鸦片带来的巨大利润，输入的鸦片数量随之剧增，到了嘉、道之交时，鸦片已经成为各国洋商最重要的货物之一。据统计，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到道光七年（1827），就有6926箱鸦片运到广州。为了加强对洋商的管理，粤海关要求十三行积极配合。然而，行商们因长期向洋商贷款，而洋商也经常向广州的官员和行商行贿，因此，他们在鸦片贸易一事上大多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道光帝早已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他曾在道光二年（1822）十二月初八日下旨：“鸦片烟之来……总以来自广东者为最。……着阮元、达三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查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但是，道光帝的谕旨并没有阻止英国等鸦片贩子将十三行商馆区变成其非法经营鸦片的基地，同文街、靖远街、联兴街等也皆设有鸦片包售代理商的机构。对于鸦片贩子的这些行为，行商们只能假装不知道，最终被道光帝斥责并定罪为“知情不报，通同舞弊”等。
十三行在鸦片贸易中的尴尬位置，再加上来自官府和洋商的双重压力，使得行商们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彻底将十三行推向了穷途末路。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鸦片战争爆发。行商们不仅在战前就捐款修建虎门拦江木排，战时也积极仿制西方的夹板船、火轮船和水雷等，甚至主动提出为朝廷购买美国战船，行商们的这些举措得到了道光帝的认可与嘉许。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英军兵临广州城下，将军奕山不敢抵抗，命令行商代表伍绍荣随同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与英军谈判。伍绍荣精通英语，承担了与英军直接交流的任务，最终以清军退出广州城、支付600万银圆赔款的代价换取了英军退兵。然而，令伍绍荣等行商们没有想到的是，奕山居然要求行商们来支付其中的200万银圆，这对因战争而导致贸易停滞的行商们无异于当头一棒。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为了支付高达2100万银圆的战争赔款，道光帝竟然决定采取“勒绅富捐输”的措施，指令广东督抚及粤海关向行商们追缴商欠款项。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钦差大臣与广东督抚召集了十三行所有行商，要求追缴商欠的300万银圆，于6个月内全部交清。以伍绍荣为首的行商们无法与官府对抗，只得再次认缴。在这最后一次“报效”中，行商们拿出的捐款占到了整个鸦片战争赔款的七分之一，经济实力深受重创，因而在此后的对外贸易中再也没有了竞争力。
而在战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不仅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与洋商协商关税，还废除了公行制度：“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此后，十三行的行商们彻底丧失了管理洋商的权力，贸易垄断地位也被完全打破，其风光无限的时代就此结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6月9日 总第399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