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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华民族未来人才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作者:童玉汝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3-05-30 星期二

    1938年10月23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最后一批转移的难童在泪水中告别了他们停留数月的“家”,起程转赴重庆。在保育院教职员的带领下,孩子们趴在栏杆上唱起《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江面上回荡着的稚嫩童声,催人泪下。

拯救在日寇铁蹄下的受难儿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硝烟弥漫。战场之外,日军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使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幼小的儿童更成为战火中最可怜无助的受害者。“万千儿童流亡道路或迫于经济而冻馁交加,或困于环境而教养失时,甚且中途遗弃,哭声遍于四野,沿门求食,死亡枕藉于通衢”。

    难童的凄惨遭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及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参与到救援难童的事业中来。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以下简称“保育会”)在湖北汉口成立。随后,保育会很快开展了到各战区抢救难童的行动。3月中旬,保育会常务理事兼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被派往河南开封,负责抢救难童工作。曹孟君和许广平、沈兹九等抢救队队员分赴开封各车站、街市、贫困家庭等处,收容无人看顾的难童。之后,再将难童带回汉口。4月25日,曹孟君再次带队赶赴战火正酣的江苏徐州收容难童,他们冒着日军炮火不停寻找,几次从死人堆里扒出还活着的孩子。5月19日,即将沦陷的徐州城内火光冲天,一片狼藉。随处可见日军狂轰滥炸下的残垣断壁,抑或是逃亡百姓遗弃的行李、杂物等。正是这一天,曹孟君决定克服食物匮乏等重重困难,冒着枪林弹雨带领难童冲出徐州。据当年被抢救的难童张伯尧回忆,为了成功突围,他们不得不拼命逃跑。“有的孩子跑着跑着就睡着了,睡着了还在跑。白天要跑,晚上要跑,实在跑不动了,老师就安排大家在农村的草垛子边睡觉。但也有的孩子就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流弹击中,再也没能起来”。历经8天8夜的生死逃亡,曹孟君等人终于成功突围,从河南驻马店坐火车返回汉口。这次徐州抢救行动,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在16名抢救队员中,只有7人安全返回。

    除开封和徐州外,保育会还同时向河南郑州、安徽凤阳、湖北孝感等地派出了抢救队。1938年10月,在武汉民众撤退最紧张的时期,保育会连续开展了几场抢救行动,前后共收容难童约1.5万名。

开办保育院“为国育英”

    1938年5月1日,保育会下属的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正式开办,周恩来、黄琪翔、邵力子等人前来参加开幕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专门为该院题写了“为国育英”的牌匾。

    入院的500多名难童在保育院开启新生活后,也有了一个新身份——保育生。这群保育生在入院前有过当流浪儿、脚夫、小贩等经历,不少人习惯“没有拘束、终日只为追求三餐”的生活,完全不知遵纪律、守礼仪。为教育好这群“野蛮而且强横”的“小魔王”,保育院的教职员费了很大一番心思,“头昏了,腿酸了,每个人的喉咙喊哑了,甚至有些人病倒了”。在教职员的耐心说服、恳切劝导下,保育生逐渐适应集体生活,改变了他们身上原有的不良习性。大部分人都养成晨起做早操、饭前洗手、见到师长敬礼等习惯。保育院根据他们的年龄及文化程度,以“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0个字编成10队,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除讲授一般课程外,教职员会从新闻中选取一些前线将士英勇作战的事迹作为补充,以提高难童的政治意识。同时,教职员也会带领大家学习画画、练习演讲与表演、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这类文化活动常常与抗日主题相结合,以提升保育生的爱国热忱。

    在历经颠沛流离的苦难后,保育生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但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注定只是个暂时收容所,大家都作好随时向重庆大后方转移的准备。1938年5月18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的第一批保育生,共计100人开始向重庆歌乐山保育院转移。截至10月23日,最后一批保育生成功撤离,这些孩子在汉口的“临时之家”度过了一段短暂且安宁的时光。

    在成立后的8年时间里,保育会及其15个分会在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四川、香港等地陆续建立起40多所儿童保育院,先后教养儿童近3万人,为抗战时期的难童保教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保育生获“第二次生命”

    王禄钢儿时在保育院上过的一堂算术课,让他80多岁时都难以忘怀。在那堂课上,保育院的老师出了道“6减2”的题,王禄钢举手抢答说:“等于2。”老师特意把他叫上讲台,纠正说:“答案是4,4也同时代表着我们中国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这堂算术课激发了王禄钢对数学的兴趣。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数学专修科学习。

    保育院的教职员就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对保育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保育生而言,他们既是生活上给予照顾的“母亲”,又是学业上给予指导的“先生”。他们不仅为保育生提供了遮风避雨之所,也注重通过完备的教育使保育生获得全面发展,养成爱国上进、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大多数保育生也没有辜负教职员的殷切厚望,他们在离开保育院后践行所学,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着青春和热血,为国家贡献力量。

1946年《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来工作总报告》(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据1946年战时儿童保育会统计,8年来,共有5160名保育生离院升学。其中,17人考入大学,54人考入专科学校。对于超龄未能升学的保育生,有1860人被选送至工厂学习技术和工艺。除此之外,也有大量保育生抗日心切,选择参军或投考军事类院校。他们中有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人考取空军学校,梦想成为一名搏击长空的航空兵,在蓝天之上与日机较量;还有人选择加入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在滇缅战场上拼死厮杀。1944年,一位名叫朱成树的保育生给保育会教职员张纯之写的信,至今读来依旧感人肺腑。“敬爱的纯之先生,正因了我的身体不佳才投入青年军,即使留在后方也只是偷生混日子而已,所以我走了这一步,我想死在沙场,定要比在后方无声无息地死去要痛快得多……最后我应谢谢先生和会方多年来赐我的恩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保育生中还走出了一批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编辑、导演等,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各自的才干。这群当年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失去亲人、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的孩子们,在保育会的救济与教养下,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和憧憬。可以说,保育会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198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保育生齐聚一堂,共同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邓颖超向大会发去贺信,称赞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我国各界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贡献,是我国儿童保育事业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是永放光芒的篇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5月26日 总第3988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阮伸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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