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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夭折的官办银行

作者:刘文华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3-04-23 星期日

    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银行逐渐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及通商口岸的金融市场,从中获取丰厚利润。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我国融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为了挽回利权,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萌发了创办官办银行的想法。

筹商创办 各执己见

    由于创办官办银行牵涉到户部和地方官府的财政,李鸿章唯恐此事会受阻挠,便与“隐执朝政”的醇亲王奕譞进行了一番沟通。经过李鸿章的详细介绍,奕譞了解了官办银行的好处,他对此持开放的态度。此后,他们又进行了多次面谈及信函往来,并达成一致意见,开始筹商创办官办银行之事。

清光绪十一年(1885),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拟设官银号节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李鸿章陛见,并向慈禧太后面奏与洋商创办官办银行以便挽回利权的事宜,“近来中外货币无可流通,商市萧索,殊非公家之利,亟应仿照西法为穷变通久之计……英法银行已分设中国通商各口,闻华商多向买股存银。历年各省所借汇丰洋款,汇丰屡在各口买华人股分(份)展(辗)转售利,实隐占中国利权。非我自设官银行,流通银币,示商民以大信……”八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旨:“据李鸿章面奏开设官银号以裨国计等语,著户部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著一并与议。”随后,奕譞、李鸿章和户部堂官(即户部管部大学士、尚书及侍郎)等人奉旨进行了廷议,但结果并不理想。奕譞、李鸿章赞同开设官办银行,户部堂官认为有洋商参与,则持反对意见,“仅欲撇开洋人,又别无流通善策”。奕譞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现与额勒和布、阎敬铭商酌,先由户部开出办法节略,臣等初五日在内公商,大约势必两议请旨,奏上之日臣拟另思办法口奏,恭候训示,必期无碍旧章,且裕进款,合先奏闻。”

    八月二十八日,京城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合肥(指李鸿章)以二十三日至京,今日军机、总理衙门会议三事,一设海军部尚书,一开铁路,一设大银行,皆西洋各国法也。以写小楷制墨合之国而忽学建民主奉教王之政,谓师此三术,便可自强,吾不信也。”显然,京城名士对创办官办银行一事不以为然且持反对意见。

推进受阻 屡遭弹劾

    为顺利推进创办官办银行一事,奕譞与户部堂官反复协商,试图说服。让他出乎意料的是,户部堂官仍不接受其建议,固执己见。

    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四日,李慈铭得到消息:“是日闻铁路、银行之议俱罢,铁路以东朝(指慈禧太后)亲谕醇邸‘此事不可轻试’,银行则交户部议,而尚书崇公(指户部尚书崇绮)力争之,谓官可罢,此议不可行,阎朝邑(指阎敬铭)无如之何,遂奏驳矣。”此时,慈禧太后虽然还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创办官办银行一事作罢的消息已经在坊间传开。第二天,奕譞向慈禧太后奏称,筹设官办银行一事,因为户部固执己见,“是以无可会议”。于是,慈禧太后下旨暂缓廷议,并召见户部大学士额勒和布与尚书阎敬铭了解情况,告诫他们说:“李鸿章言官银号大有利益,汝等详细思之。”但是,户部堂官依然不为所动,坚持驳斥。

    九月十七日,户部堂官上奏极力反对与洋商合股创办官办银行,并附上清单12条,历数官办银行的种种弊端:“该洋商所云各节无非阳借代为谋利之名,阴为包揽并吞之计,居心叵测,祸国害民。”“臣等详细斟酌以国家之利权统归洋商,未见其利只见其害”。奏折中还抨击与洋商合作会使“实银尽归洋商掌握,官民徒有空票”,“一有亏倒有害于民,即有害于国”,且“银纸遍布民间,凡公家一切征收款项,举无实银,设有缓急,银纸无人行用,其害终归于国”。同日,奕譞上奏慈禧太后:“户部说帖与臣奕譞初议相合,且加详尽。迨臣屡次与李鸿章面讲函商,始将该洋商一切奢望删除殆尽……”其实,他和李鸿章已经拒绝了一些不平等条款,但户部堂官还是坚持严词驳斥,丝毫没有商量余地。

    除户部堂官驳斥外,监察御史也极力反对在京城创办官办银行。九月十九日,监察御史贵贤奏称,据传闻崇文门外等地有英国洋商串通华人开设银号两处,分别是汇丰、通源。他认为“中国与外洋各国立约通商,向于指定通商口岸方准交易,京都为辇毂重地,不在通商之列,载在和约,所以杜渐防微,用意殊为周密,万不可稍涉迁就,致令害中腹心”。如果英国洋商开设银行之事属实,其他国家也必定会效尤。再不禁止,“则良民生计日蹙,洋人根蒂益深,贻害大局,不堪设想”。慈禧太后阅奏后,下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部门传集涉及此案人员讯问明确,严密查核,据实具奏。第二天,监察御史文海又奏请严禁洋商在京城开设银行一事。他认为,洋商居心叵测,借设置银行,流通银票,罗掘现银,一旦行之数年,现银都归其掌握,如果席卷而去,大局将难以掌控。并弹劾李鸿章“幕府委员大半以通晓洋务为名,不过羡洋人之巧,播洋人之威,其实假洋人之力以造办机器而干没国帑”。奏折最后称:“一旦准行,即难中止,从此中国现银全为洋人把持,其为害岂浅鲜哉。”监察御史的接连弹劾,使朝廷中反对创办官办银行的声浪越来越高。

    经过户部堂官的驳斥及监察御史的弹劾,李鸿章创办官办银行的建议就此被驳回。九月二十日,军机处寄谕李鸿章称,钦奉懿旨,开设“官银号如果经理不善,将会导致众多弊端,著毋庸议”。

转筹商办 再被驳回

    其实,慈禧太后对创办官办银行一事,已饶有兴趣,所以才会在听说户部堂官要驳斥时,要求他们“汝等详细思之”。但是,奕譞和李鸿章还是敌不过朝廷重臣的驳议及弹劾。后来,李鸿章对这次京城之行回忆道:“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敷陈时事,愧无以仰赞高深,与当轴意见不能尽合,大抵禧圣与醇邸锐意图政,……而诸臣墨守旧规,似不足振兴,亦不敢有所建白。”

    当时,由于朝廷重臣比较保守,对创办官办银行基本持反对意见。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太后、光绪帝召见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时,他谈及“日本以银行受累,致国用无出”。慈禧太后说:“李鸿章曾以此事请,旋被部驳中止。”翁同龢又言:“此事关天下利害,若有人再奏请即驳斥。”朝廷重臣都极力反对,中低级京官更是如此。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放弃创办银行的想法,官办银行得不到朝廷支持,就转向筹设商办银行。他委托驻美公使张荫桓寻找美国有关银行章程,希望对商办银行能有进一步了解。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初四日,李鸿章在给张荫桓的信函中称,银行事则议者纷然,尤不敢着手。光绪十三年(1887),他尝试与美商合办华美银行,又遭到清廷严厉禁止。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包括银行在内的国外资本大量涌入,清政府已然错过自办银行的最佳时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4月21日 总第3973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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