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方针提出后，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推动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这一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时代的呼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949年7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许多任务和问题。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此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决定更加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日，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双百”方针的提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会后，全国范围内很快兴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提出吸取苏联经验教训的问题。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谈到，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怎样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领导文艺科学工作，也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双百”方针呼之欲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正式提出前，曾先后被提及。1950年11月至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总结戏曲改革运动的成绩与问题。会上，大家就京剧和地方戏以谁为主展开激烈争论。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之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戏曲改革工作，戏曲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类似的争论不仅仅发生在戏曲界。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曾就如何进行历史问题研究提出要“百家争鸣”。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也出现了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议。范文澜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沫若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支持者。当时，甚至有些同志要求中央宣传部来决定谁对谁错。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
1956年，一位在华讲学的苏联学者曾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观点表示异议。2月，中央宣传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批示中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做出“双百”方针的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27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表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当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至此，“双百”方针呼之欲出。
“双百”方针最终确立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对此进行了形象地阐释：“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陆定一强调，我们党现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时所作的批示。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之后，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道：“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由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终确立下来。
此后，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我国成功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等辉煌成就。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例如小说《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电影《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话剧《茶馆》《万水千山》，昆曲《十五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至今，“双百”方针仍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4月14日 总第3970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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